五、中国哲学：乐天安命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很大区别，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在于：西方哲学强调的是“神—人”关系的“相分”，而中国哲学强调的是“天—人”关系的“相合”。
西方哲学有一条从“对神的崇拜”到“对神的怀疑批判”到“实现人的解放”这样的线性发展历程，而中国哲学则始终沉浸在“天人合一”的玄妙圈内自得其乐。
“天”这个概念，在中国哲学中有特殊的涵义，正如李泽厚先生所指出的：“从远古直到今天的汉语的日常应用中，‘天’作为命定、主宰义和作为自然义的双重含意始终存在。”而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念，就其主流而言，虽然包含着人对自然规律能动地适应——这在今天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但从整个历史看，更多的是意味着人对“天命”的敬畏和顺从。
中国哲学主要分为儒、道、禅三家，无论哪一家，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区别，都离不开讲乐天知命。
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老子讲“道法自然”，归结为“无为而无不为”，庄子则讲“无为至乐”。怎样才能“无为至乐”呢？庄子说：“达大命者随。”一切都无所谓：“呼我牛也谓之牛，呼我马也谓之马。”庄子的妻子死了，他“敲盆而歌”，别人责怪他：“这样不是太过分了么？”他说：人本无所谓生，本来没有什么形体，也没有生气，是后来变得有气、有形、有生了，现在又变化而死了，这就好象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一样。而今我妻子死了，如果我“嗷嗷然随而哭之”，岂不是变成一个“不通乎命”的人了么？中国民俗中有“红白喜事”——“红事”指结婚、祝寿之类，当然值得庆贺，而“白事”怎样会“喜”呢？原来，只要一个人是享天年而自然老死的，人们为他办丧事就称为“笑丧”——这也许正是庄子的影响所形成的吧！
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称自己是如来的“教外别传”，并且编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磐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咐嘱摩呵迦叶。
你看，在如来佛面前，几千弟子“众皆默然”，只有禅宗的祖师迦叶能够“微笑”，这不仅是悟道的喜悦，也是中国“乐天知命”的会意表现。
禅宗讲“顿悟”，怎样才能“顿悟”呢？慧能说：“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那么，又怎样“从于自心”呢？就是在“挑水砍柴”之中、就是在“饥来吃饭、困来即眠”之中、就是在“乞食随缘过，逢山任意登”之中，就是在诸如此类的平常生活中持“平常心”。在各种宗教体验中都有某种精神上的愉悦或满足感，禅宗的特别之处在非常喜欢讲平常讲自然，在平常生活中，特别在与天地大自然的交往中获得自己的愉悦。像“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时有白云来闭户，更无风月四山流”等，不也体现了“乐天知命”的意趣么？
董仲舒曾说过：
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
于是，中国的“命运决定者”从“天”转移到“天子”即帝王以及各级封建官吏、转移到宗法家庭家长制度中去，在这些一层又一层的“命运决定者”建成的巨大的封建社会金字塔的压迫下，能有几个人做到“乐天知命”呢？孔子不得不感叹“畏天命”，即使像庄子那般逍遥的人物，也一再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对广大老百姓，“乐天知命”只能成为“听天由命”了！
在这样人为的沉重的“命运金字塔”之下，中国哲学上的“乐天知命”遭到了极大的扭曲，异化为现实生活的“求天保平安”。中国人最理想的生活就是“安居乐业”。出门送亲友是“祝一路平安”，格言中有“平安二字值千金”等。求“平安”简直可以概括中国人普遍的心理状态。
孔夫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而他自己呢，“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自己是50岁才知天命，可见“知天命”之难了。既然知命很不容易，那么，孟子的话则反映了多数“君子”（儒家知识分子）的心态：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
这段话表达了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沉重的“命运金字塔”下，不逃避政治，仍然要“正命”、即要顽强地“尽心”、“尽其道”，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自己的努力，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宗旨。在此宗旨之下，还有不少人明知“危墙”、“桎梏”，也敢于“舍生取义”、“杀身成仁”。
在中国思想史上荀子讲过“制天命”、王安石讲过“天命不足畏”和“造命”，都要求“知天命”，在“知命”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因此，中国哲学的主流毕竟是讲“乐天知命”。尽管“乐天知命”长期来受到极大的扭曲变形，它所包含的积极进取的精神、合理内容及其美学境界，始终吸引着历代许多思想家并使他们为之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