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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楚文化与湖南文学的品格个性
指点江山，非我莫属的豪迈之气
在湖南古典文学作品中，作家们几乎都表现出一种要为国家强盛、为民族振兴而建功立业的英雄意识。从楚时屈原的《离骚》：“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到魏时刘巴(衡阳人)的《与诸葛亮书》：“乘危历险，到值思义之民，自与之众，承天之心，顺物之性，非余身谋所能劝动。若道穷数尽，将托命于沧海，不复顾荆州矣”；从唐时胡曾(邵阳人)的《草檄答南蛮有咏》：“辞天出塞阵云空，雾卷霞开万里通。亲受虎符安宇宙，誓将龙剑定英雄”，到南宋王以宁(湘潭人)《水调歌头·裴公亭怀古》：“孙郎前日，豪健颐指五都雄。起拥奇才剑客，十万银戈赤帻，歌鼓壮军容”等等，无一不是湖南人以天下为职，以英雄自诩，托命江山社稷，向往建功立业，追求生命辉煌的真实写照。
曾经先后加入过华兴会和同盟会，因参加萍浏醴起义和讨袁斗争，6年间两次入狱的宁调元(醴陵人)，在岳阳被捕时口占十绝：“幸不垂头终户牖，只缘热血在中原。人心死尽钧天醉，风雨何人吊国魂”，抒发的是坚贞不屈、舍身报国的一腔浩气。狱中惊闻秋谨等人壮烈牺牲，虽枷锁锒铛，仍和泪赋诗：“巨浪三千东复东，眼中多少可怜虫。若论女界牺牲者，千古一人秋竞雄”，感怀寄挽，悲愤切齿，贞忠刚烈，动人心魄。不久，他也含笑就义，年仅30岁。20世纪初年，留学日本的杨度(湘潭人)深感国势衰危，民心不振，挥笔写下了曾在中、小学生中广为传唱的富有民族气节与豪情的《湖南少年歌》。诗歌除了号召湖南少年“我是湖南人，唱作湖南歌”，还气势磅礴地宣告：“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泪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尽抛头颅不足惜，丝毫权利人休取。”1918年5月20日湖南《大公报》也曾刊登一曲记录湖南人民精神面貌的悲歌：“大哉湖南，衡岳齐天，洞庭云梦广。沅有芷兮澧有兰，无限发芬芳。风强俗劲，人才斗量，百战声威壮。湘军英武安天下，我辈是豪强。听军歌淋漓悲壮，旌旗尽飞扬。宛然是，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样。军国精神，湖湘子弟，文明新气象。”
在现、当代湖南文学作品所描画的人物形象中，曾经为推动历史的进程而叱咤风云的民族英雄、革命志士比比皆是。任光椿的《戊戌喋血记》以十九世纪末我国封建社会总崩溃前夕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背景，塑造了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高大形象。作品中有两个重要的情节，既刻划出了小说主人公以天下为己任的高贵品德，也显露出作者评价历史、评价历史人物的立足点。第一次是谭嗣同在长沙聆听了唐才常讲述的孙中山广州革命活动情况之后，当即决定进京襄赞新政。而唐才常认为，清王朝已日益腐败，民心尽丧，孙中山提出驱逐鞑虏深得汉人拥护，因此此时进京参与清王朝政务极不恰当。而谭嗣同却认为，只要是中国之人，不分民族、贵贱，只要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安乐，就可以让谁来作主，不要计较谁满谁汉。淡淡一笔，就将谭嗣同以国为重，锐意变法而立志团结各族人士的心襟点缀了出来。第二次是在维新陷入孤立无援的重围之时，慈禧聚集力量，暗控兵权，阴谋发动政变，形势已十分险恶。谭嗣同铤而走险，夜访袁世凯，企图把这个唯一的新军将领争取到变革这一方来，以拱卫皇上和新政。不料袁世凯叛变告密，加速了政变的到来。面对光绪被幽禁，维新党人被捕杀，谭嗣同仍然希望组织力量，力挽危局。在他看来，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国尽力，只要国家昌盛，就是肝胆涂地，也是“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同仁劝他赶快出走，他却反劝别人先走自己坚持留守京都，直到慷慨赴难，以己之血去唤醒国民：“今我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是强盛中华、责任在我的豪气冲天的誓言，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自我牺牲精神和革命到底决心的直接表露。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谭嗣同等一批全新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矢志要改变旧中国面貌，不惜以血警世、以死报国的精神却永远值得我们景仰!
***的诗词创作，更是明确地表达出指点江山，非我莫属的豪迈气慨。早在1915年，针对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加剧，青年***就以“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明耻篇·题志》)的凌云壮志展示了他的抱负。因而在《沁园春·长沙》中，诗人独立滔滔江头，仰望渺渺长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同时慨然立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沁园春·雪》除对五位赫赫有名的封建君主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的历史功绩作出评判之外，尤为自豪地宣告：“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念奴娇·昆仑》不仅对横空出世的昆仑予以评说，而且表达出对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的向往：“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物议天下，唯我独公的倨傲之风
在湘楚文化本质精神的熏陶下，尤其是随着经世致用学的确立，湖南文人关注世态、议论时政成为一种风尚。南宋的“靖康之变”，使得富庶平和的衡山湘水变成了干戈不休的战场。南宋朝廷的孱弱，金蒙入侵的耻辱，曾经强烈烧灼着这一时代文人的心灵。时局迫使文学家们要么投笔从戎，为保家戌边驰骋疆场；要么参政议政，为中兴宋室出谋划策。例如王以宁靖康元年应召入京，当时金兵入寇中原，汴京危在旦夕。他随即上书新任御史中丞，叙忧国之心，献治国之策，慷慨陈词，作金石声：“方今天下，有甚忧者五，请为阁下略言之：盗贼充斥，一可忧；奸雄跋扈，二可忧；夏人陆梁，三可忧；契丹复振，四可忧；金国旅拒，五可忧。”其后即入河北东路宣抚使李纲帅幕，征天下兵援解太原围。乐雷发(宁远人)是经宋理宗赵昀廷试八事而赐状元及第，从而赢得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最高荣誉。还在廷试八事中，他便恳切陈词：“苟有一语可裨时政，虽然不恨也。”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这种参政治世的雄心时时表露无遗。如针对当时卖官鬻爵，滥发楮币的现象，乐雷发吟诗讽谏：“学校文章如画饼，朝廷官爵似呼卢。春吟应欠梅花在，时事曾言楮币无。”(《寄吴茂远》)他的《逃户》一诗则对南宋王朝内外交困，经济濒临崩溃，人们流离失所表达出深切的关注：“租帖名犹在，何人纳税钱?烧侵无主坟，地占没官田。边国干戈满，蛮州瘴疠偏。不知携老稚，何处就丰年?”
这种强烈的参政治国的意识深深地影响到湖南的文学创作，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天。愈是社会变革时期，表现得愈为突出。物议天下，唯我独公的士风，影响到文学创作的最显著的标志是，文学家们往往是以政治家的眼光来观察生活、体察人生、考察社会、评察时政。“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湘江评论》就是当时物议天下时政的一面旗帜。***在《创刊宣言》中气壮山河地宣告：“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并在一部《〈伦理学原理〉批注》的著作中眉批曰：“吾人苟放大眼光，而曰人类一大我也，而曰生类一大我也，而曰宇宙一大我也。”“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的观点无疑是当时湖南青年高扬个性解放旗帜，勇于探索社会变革新路的最为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代表。
正是“五四”时代这种狂飙突进的精神，使得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在面对黑暗、腐朽、愚昧、落后的旧中国，从内心里产生出一种改造社会、拯救人生的生命冲动，也从内心里产生一种成就时代巨人、成就伟大思想家的渴望。如张溥泉的《什么是新道德》一开头就大声疾呼：“今天的中国混沌到了极点，这是坏呢还是好呢?全看中国有人没有人。我说的人不是吃饭的人，是说有大思想家没有呢!真正有大思想家出来把政治社会道德种种方面的真现象作个对证，建设出新社会新道德的方针来，这也是千载一时的机会。”时代的冲突、灵魂的痛楚，与思想者悲苦的呐喊交织在一起，便化为了艺术、化为了文学：“有很大的灵魂的人心里受苦痛的时候，好像一个鸿雁飞在半空，受了箭伤，大叫一声，音响满了碧空，将要去死了，仍然在翱翔。……那种悲苦喊叫的声音，被音乐家编在乐曲里，就成了一种谐和了。”
唐浩明的《曾国藩》不仅以立体、多维的笔墨精确地刻划了一个集精明强悍、老谋深算、锋藏得体的政治家、军事家和体恤家人、扶持弟兄、关怀子侄的好兄长、好长辈于一身的封建官僚的丰满形象，更重要的成就是对曾国藩这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做出了富有历史理性和富有人物深度的重新评价。古华的《芙蓉镇》则截取了新中国诞生后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四个重要历史时期，通过再现近20年的风云变幻、人世沉浮，批判了极左路线的危害，评判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时间也是一条河，一条流在人们记忆里的河，一条生命的河。似乎是涓涓细流，悄然无声，花花亮眼。然而你晓得它是怎么穿透岩缝渗出地面来的吗?多少座石壁阻它，压它，挤它。千回百转，不回头，不停息。悬崖最是无情，把它摔下深渊，粉身碎骨，化成迷蒙的雾。在幽深的谷底，它却重新结集，重整旗鼓，发出反叛的吼叫，陡涨了汹涌的气势。浪涛的吼声明确地宣告：它是不可阻挡的。狝猴可以来饮水，麋鹿可以来洗澡，白鹤可以来梳妆，毒蛇可以来游弋，猛兽可以来斗殴。人们可以来走排放筏，可以筑起高山巨壁似的坝闸截堵它，可以把它化成水蒸气，这一切，都不能改变它汇流巨川大海的志向。”
水运宪的《庄严的欲望》通过A、B两省在处理联网送电问题上的矛盾纠葛，既歌颂了为了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庄严的欲望”，又抨击了某些领导者隐藏在“庄严的欲望”背后的利己主义、本位主义。经济特区A省由于电力不足，每年都得花费7000万美元从国外买电。他们想从电力富裕的C省输入电力，但高压输电线要横穿B省才能到达A省。B省有自成一体的省级电网，因此他们并不急于联网，而只希望以高压输电线通过本省为条件，从经济富足的A省索取一大笔外汇作补偿。于是，两省为此讨价还价，扯皮拉筋拖了3年多仍未达成协议。A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萧天雄眼睁睁地看着时间白白流走，心急如焚。但他又不愿意在补偿金额上让步，“不仅想赢，还要赢得更多些”。这就是萧天雄在三省联网送电这一事件中的“庄严的欲望”。由于萧天雄“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欲望”，人们对他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作品写道：“‘欲望’这个词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被贬损了，后竟被斥之为万恶之源。于是便有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警世训条。/这是不公正的。词典里解释道：欲望——‘想得到某种东西或想达到某种目的的要求’。不过尔尔，实无不赦之过。/高尔基说：‘一个人的欲望越高，他的才力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社会并不需要浑浑噩噩没有欲求的混世虫。但是欲望实现的概率是多大呢? /天知道!”
怀乡思故，忘我钟情的赤子之心
对故土的热爱、对亲情的依恋，是湖南作家萦怀的赤子之心的重要表现。屈原的“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九章·哀郢》)，无疑是表露这种赤子之心的典范。罗含(耒阳人)的“帆随湘转，望衡九面。青岩若点黛，素湍如委练”(《湘中记》)，阴铿(安乡人)的“怀土临霞观，思归想石门。瞻云望鸟道，对柳忆家园”(《和侯司空登楼望乡》)，李群玉(澧县人)的“鳞鳞别浦起微波，泛泛轻舟桃叶歌。斜雪北风何处宿?江南一路酒旗多”(《江南》)，欧阳玄(浏阳人)的“洞庭木落天南秋，黄芦满天飞白鸥。江头吹笛唤渔舟，与君大醉岳阳楼”(《观捕鱼》)，李东阳(茶陵人)的“家在层峰叠浪中，水光山色动帘栊”(《题徐氏含晖堂》)等等，字里行间同样流淌着的是一颗怀乡思故的赤子之心。
孙健忠的《醉乡》写出了湘西土家族一个小小的村寨——雀儿寨在农村经济改革中的人的心理和人际关系的变化，写出了仅仅经过初步的经济改革即包产到户，就使山寨的人们由忍饥挨饿变为获得基本温饱的可喜变化。单从书名上，我们就不难看出作者对于泉香酒洌般的故乡的思恋与赞美之情。翻开《醉乡》，一簇簇土家山寨的风景画、风俗画，犹如全景电影的集成镜头似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例如土家人新屋上梁时的喜庆方式：“说过上梁辞，牝子点燃一挂炮竹。在硝烟、火药味、噼噼叭叭的响声、充满热闹和喜庆的氛围中，坐在梁头上的老木匠与黑豆子，抓起茶盘里的粟米做的金子粑，粘米及糯米做的银子粑，一个接一个往下抛，等着抢粑粑的伢儿们，一拥而上，吵吵嚷嚷。”又如给新屋上梁的人家送贺礼时的争强斗胜：矮子贵二送了五十元钱，一匹布，一背篓糍粑。大狗则在竹竿上挂上一块布，布上别着长长一串亮刷刷的十元票面的纸钞。对家乡独特的令人心醉的风土人情的细心勾勒，无疑是作家面对已经巨变的故里生活，一种出自内心的喜悦心情的显露。
少鸿的《红薯的故乡》描写了在那“红薯是命”的岁月里，吃“大锅饭”的农民是怎样通过一年的火灰沤肥、栽种薯娘、翻地插秧、锄薯翻藤、敲梆守夜、收获储藏到制作食品，让土疙瘩里刨出来的一嘟噜一嘟噜的红薯蛋蛋变为农家半年食粮的全过程。冬夜里，“我”和二公坐在山谷中的那幢木屋里，守护着队里贮存薯种的土窖。夜深了，坐在火塘边的“我”饿极了，央求二公“煨个红薯吃”。柴火终于将红薯煨熟了。顿时，煨红薯特有的醇香随着一缕热气弥散开来……我贪婪地品尝着，嘴被烫了几下也全然不顾。煨红薯又香又糯，特别是半焦的薯皮，糖油被烤出来了，特别甜，还很有嚼头。半个红薯下了肚，饥饿感没有了，全身也暖意融融。我心满意足地靠在椅背上，倾听着黑夜里的动静……”多少年过去了，“我”已从乡下搬到了城里。看到小贩火炉上烤得焦黄的红薯，“我”便想起“我那盛产红薯的故乡，二公是早已故去了，他的坟，静卧在红薯地的中央”。写种红薯的艰辛，写煨红薯的香甜，原来都是对故乡的怀念、对亲情的眷恋。
古华的《芙蓉镇》在涂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芙蓉镇景物时，顺笔记录了如下一段文字：“这年的春天，多风多雨，寒潮频袭，是个霉种烂秧的季节。芙蓉河岸上，仅存的一棵老芙蓉树这时开了花，而街口那棵连年繁花满枝的皂角树却赶上了公年，一朵花都不出。镇上一时议论纷纷，不晓得是主凶主吉。寥寥数笔，既写出世俗，又曲尽人心，不仅留下了令人深思的悬念，更表达出作者对故乡人民未卜命运的深切牵挂。
体察民瘼，舍我其谁的坦荡之情
历朝历代湖南作家都把关心人民的温饱、同情人民的疾苦作为文学创作的主旨，无不自觉地将对下层民众、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倾注于自己的作品之中。屈原在《离骚》中就明确表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高悬于岳阳楼上的“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言，更是千百年来造就湖南人文精神的本质所在。
韩少功的《月兰》就是一份替农民诉苦，为历史作证，从而成为当代中国农民不幸命运、受伤心灵的真实的记录。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抓、月月抓、年年抓的岁月里，“斗资本主义的猪，斗资本主义的鸡”，“队里今年奉命修一个大水库，明年又奉命废除水库造‘小平原’，只能插单季稻的硬要插双季稻，多种经营的门路也被堵死，搞得一人劳动一天只挣得一两角钱。”作品写出了极左路线统治下的为了求得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喂养几只鸡鸭的农民却成了“资本主义”。小说的主人公—一个最普通的既勤劳又善良的中国农村妇女，仅仅因为她赖以生计的4只鸡的死而引发了一连串与“穷”、与“过日子”相关的冲突和矛盾。家养的鸡下田觅食，被工作队毒杀了。这不仅使她自己感到了生存的威胁，而且令她的婆婆、丈夫、儿子感到了难堪。尤其是工作队责成她因私养鸡鸭作公开检讨并要把检讨贴遍乡里邻村时，更让她丧失了有规矩的劳动妇女的所有尊严。于是，“生”便成了一种罪过、一种累赘。于是她收拾好家务，安顿好婆婆和儿子，泰然赴死。象月兰这样一个当集体的耕牛犁田乏了力，可以一气拿出十来个鸡蛋、两斤甜酒给牛吃的“好妹子”，最终选择投水自尽，这无疑是一个穷愁弱者的无奈的抗争与辩白。
小说结尾最典型地表现出体察民瘼，舍我其谁的责任意识。作为工作队员的“我”，满怀着内疚，带着新笔记本、新衣裳去看望月兰的儿子——已经过继了人家的海伢子，向收养他的那家农民表示愿意承担他上学的费用。“我走了。虽然我知道自己不能抹平海伢子幼小心灵上的创伤，……但醒着的良心常常使我想到这个不幸的孩子，想到支撑着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赖以生存和发展下去的千千万万象海伢子妈那样的劳动妇女，她们是不应该遭受那样不幸的命运的……”小说无疑代表了“文革”刚刚结束时的“伤痕文学”作家们对社会的道义与责任、对苦难农民的同情与关怀。
作家们自觉自愿充当人民的代言人，或自觉地倾诉人民的疾苦和心愿，甚至愤懑与抗争，或诉诸笔端，着力刻划出理想性的人物来主持公道、匡扶正义。这也是湖南文学坚持深入生活、观察社会、体察民情、体恤民瘼的一个特点。怀化的向本贵就是一位长期在乡镇兼职，跟农民拜师交友的作家。他的《花瓶镇》，就刻划了一位体贴关心农民、自觉维护群众利益的好干部。刚刚走马上任的花瓶镇乡党委书记伍运来，刚走进乡政府的大门，就听说集贸市场上自费建摊的农民将货摊砸了。起因很简单，集资建摊位的农户缴不起高额管理费。前任乡党委书记宋光旦，任职四年办了“五件大事”：一是落沙坪乡名字太俗气，改个响亮的名字叫花瓶镇；二是在乡政府侧边办个集贸市场，动员群众自己掏钱建摊位；三是在一个满山芭茅的山谷中为得了城市病的人建起了度假村；四是将紧靠公路的180亩稻田荒起来，挂上开发区的牌子，等待外商来投资；五是在龟石村划出50亩水田搞旅游业，动员群众到公路两旁修客房。结果呢? 200多亩水田被荒芜，集贸市场的摊主们折了本，公路边只有六七户人家开起了小饭店，度假村压根儿就没接待过一个城里人。年关到了，拖欠的230多亩占用水田的补偿费没有着落，群众在等米过年，干部职工已有半年没发工资了，银行正在紧逼乡里还那100多万元贷款。曾在这里风光过4年的宋光旦则升了官，当上县委常委、副县长。伍运来窜上联下，终于从县里要来了15万元扶贫救济款、20万元小城镇建设开发资金。可是，宋光旦却提出，他在花瓶镇办的四件事，谁也不能动他的。否则，已给的钱也得要收回。“落沙坪村开发区占用的一百八十亩水田，再不能抛荒了，摆事实那里做样子，等人家上门来买地办工厂，办企业，……人家一百年不来，我们的好田好地不是要抛荒一百年么?还有龟石村那个旅游区，只有一个谷桶大的青石头摆在田角角里的荆棘丛中，周围连棵树都没有，哪个来你那个旅游区旅游，人家神经又没出毛病。两百多亩水田抛荒，即使农民能按时拿到补偿费，这个钱是谁的?是国家的呀。国家好比娘，大家都去挤她的奶，把娘挤得皮包骨，挤得的奶水又不当数，我们还算什么儿子。简直是败家子!”伍运来虽然说出了群众的心声，但他能否给全乡百姓带来“福运”呢?能否在与宋光旦的周旋中突出权力的魔圈呢?还是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