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河套文化的主要原因有战争因素，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人民的迁移。下面一起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河套文化的形成是怎样的吧！
河套文化的形成
河套文化形成的决定因素
一、地理环境
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以一定的地理和气候环境为前提条件。不同的地理环境，是不同文化类型和不同文化特性产生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地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人类文化类型与特质的形成。人类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必然受制于外部地理环境与气候变迁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化产生于人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
闻名遐迩的河套平原，镶嵌在阴山山地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这是一个断陷的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层深厚，黄河及其支流纵横其间，形成了发达的灌溉农业。河套平原地处黄河中上游，黄土高原的北端，蒙古高原的南缘，按地貌和农业生产的习惯，通常分为前套和后套。以巴彦高勒为界，以西至石咀山称为后套平原，以东至呼和浩特称为前套（或土默川）平原。
河套平原及周围良好的森林草地和众多的野生动物，确实自远古时期起就为人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存环境。根据古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研究，内蒙古地区旧石器时代著名“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和“大窑文化”遗址都位于河套地区。前者在鄂尔多斯高原的萨拉乌苏河流域，那里曾是广阔的草原，淡水湖星罗棋布，间或有小片的森林，河套大角鹿、赤鹿、披毛犀、野驴、野马、普氏羚羊、原始牛遍布各地。后者在大青山南麓的呼和浩特东北郊，有野草茂盛的大片坡地和平川，以及丰富的普氏羚羊、原始羊、赤角鹿和披毛犀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河套文化是在特殊的地理环境中衍生发展起来的。河套文化是繁衍生息在河套地区的历代民族对生存环境的反应，为了满足生产的需要，在各种生产生活领域的实践活动中长期承传的行为心理和行为方式。河套文化反映并适应这些自然地理气候条件。河套文化以中华民族母亲河黄河为轴心，密集并存着大河、大山、草原、农田、沙漠等截然不同的自然生态，构成了复杂的生态聚合体。这种独特的地形、地貌、植被状况和气候条件对河套文化的形成具有一定的作用。它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共存的结合体。在历史上，它曾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拉锯的战场；如今，在有限地域内，它集聚着蒙、汉、回等民族，成为多元民族和谐共处的家园。
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也决定了河套文化具有黄河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总的基调和特征。考古研究表明，在内陆荒漠地区，人类祖先“逐水草而牧”，水系河流不仅是自然界各种生命形式的源泉，也是人类社会特定文化形态起源形成、发展的不可或缺因素。河套文化的发端和起源就是古老的母亲河孕育衍生的必然结果。因此，黄河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构成河套文化的本原和基础。其次，源远流长、水草丰美、多姿多彩的游牧文明和草原文化，共同构成了河套文化重要显性特征。自古以来在阴山南北至黄河两岸的狭长地带，形成了北方高纬度地区一个最适合人类居住、生存和繁衍的栖息地。大量的考古研究证明，河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区，在这个广袤的土地上先后有鬼方、危方、猃狁、匈奴、突厥、鲜卑、党项、女真等十几个民族入主河套地区并建立了各自的政权。无须赘言，河套文化就是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从冲突、撞击、交融，到相互借鉴和谐统一的地域文化。自古以来，河套地区就形成了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和睦相处、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和谐发展的悠久传统。河套地区也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既是中原地区王朝的北部防御要地，也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必经之路，所以从汉代以后，河套地区在北魏、隋、唐、元、明等各个朝代，每当动荡时期总是战事不断，每当社会太平之时则成为连接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交通要地和进行贸易互市的集散地。综观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王朝与河套地区曾经活动过的民族关系，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即中原王朝强大之时，国家的军事实力往往要占据河套地区，而国家力量衰弱之时，河套地区都会成为北方少数民族以之作为进攻中原王朝的跳板或后方根据地。从汉代的匈奴族，到隋唐的突厥族，乃至北宋时期的辽、金和后来的蒙古族进入中原都遵循的是这样一个规律。值得指出的是，在秦朝经略北方边疆的过程中，河套以其良好的农耕条件及与匈奴政治中心阴山相依相连的重要地理位置，成为屏蔽都城咸阳及内史地区的沿边襟要之地，居于连结东、西防线，沟通腹地、边塞交通的枢纽地位。河套是中国古代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冲突、融合的重要舞台，“兵家必争”的特殊战略地位决定了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大都以此作为其国防建设相因而至的重要基地，大规模国防投入为河套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战争因素
战争是河套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古代河套文化最鲜明的特点，是它与战争紧密联系。战争在客观上促成了河套文化的诞生，并且与和平修好的方式推动了河套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其中，汉、唐时期的大规模北方边疆战争、中原王朝和边疆游牧民族的国防建设以及各民族在该地区长期的军旅生活都对这一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河套地区是我国最早有古人类生活的地区之一，他们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化，这一点从河套地区考古发现的众多古人类遗存中可以得到证明。战国时期，以进行“胡服骑射”军事改革而闻名的赵武灵王在位时，强大的赵国军事力量迫使林胡、楼烦进一步迁徙至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并最终降服了他们，由此拉开了中原农业文明大规模进入河套地区的序幕。然而他用来巩固自己这一胜利的种种措施———修筑长城和城郭烽台，建立云中等郡县以及在呼和浩特附近的原阳训练骑兵等，都没有遏制住大青山一带逐渐强盛起来的匈奴骑兵的步伐。他们越过长城，渡过黄河，驻牧于阴山南北的广阔地域，曾一度控制了秦长城以北的鄂尔多斯高原、河套地区和乌兰察布高原等辽阔地域。
农业文明在河套地区真正扎下根来是在中国的大一统封建帝国秦王朝建立之后。赵武灵王在此设立了九原城，到秦统一全国后，将此扩充为九原郡，实际上是将中原地区的农业文明扩展到河套地区。（《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115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秦始皇遣蒙恬斥逐北胡，得肥饶之地七百里，徙内郡人民皆往充实之”。汉代在此设五原郡、朔方郡，移民实边，大兴垦殖。朔方郡辖10县，人口曾达13．66万人。五原郡领16县，人口曾达23．13万人。两郡人口鼎盛时占当时西汉全国人口的6％左右，成为汉代西北地区重要的农垦区。农业生产达到较高水平，此后历代不断在此开拓耕耘，一直到今天，河套地区仍然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可以说，河套地区的经济开发，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和深远的影响。从文化交融的情况来看，应当弄清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与草原地区的畜牧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的历史真实。这种交融有时候是以较为激烈的方式进行的，即双方以战争的方式而进行的。
三、移民运动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播、融合、发展等曾经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河套地区在历史上的各朝各代，都有过大量的民族迁徙、移民、外来人口补充等事例记载。亦是河套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秦汉时期，“移民实边”政策的实施，使大量内地人口充实北方边地，开垦耕地、修筑长城、驻军屯田等等，将中原地区的农业文明带到了河套地区。同时，河套地区在历史上又长期是多个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中心地区之一，通过边市贸易、杂居通婚等等方式，使河套地区长期成为中国历史上农业文明和草原文明碰撞最集中、交流最频繁、融合最广泛的地区之一，这在中华文化史上是很有典型性的。
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在北传以后，适应自然环境，与当地的畜牧业经济相结合，形成了以农牧业为主的区域经济特色。从河套地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在先秦时期，河套地区为少数民族所控制，游牧业经济占据了经济发展的主序列，而到了秦汉时期，随着秦始皇和汉武帝对河套地区的大规模移民，改变了这里相对单一的游牧业经济状况，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带进河套地区，同时根据这里地广人稀、水利资源便利的条件，再之匈奴族的骚扰等因素，秦汉君制在这一地区采取了军事屯田和民屯两种耕作方式，无论哪一种耕作方式，都是有组织的带有军事化管理的农业生产方式。正因为中原地区农业生产方式的进入，改变了原有的、单一的生产方式，使当地经济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种经济方式在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被河套地区所采用，中原地区的封建王朝凡是国力达到河套地区的时候，大多采取了这一特殊的亦农亦牧的经济方式。河套地区为宜农宜牧之地。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在这里实行大规模移民屯垦，很多地方被开发为农业区，从而改变了这里单一的畜牧业经济结构，农业成为重要的经济方式之一。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通过宽厚有容的农牧互补，先进技术的互相传播，人员的彼此流动，实现了互相渗透，取长补短，和谐相融的发展。
论河套文化的共生态特性
河套文化是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和环境中滋养、古老文脉的浸润、多元文化的濡染下熔铸出来的特有的文化形态，体现了多种文化互惠共生和相融共生的关系。研究河套文化的共生态特性，建设和传承河套文化独特的共生态表现方式，对于构建多元统一、兼容共生、和谐有序、共荣共享的河套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共生”是由现代生态学引入的一个概念，共生理论认为共生包含了竞争和冲突，强调从竞争中产生的新的、创造性的合作关系；共生系统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达到的一种高水平关系；共生是在较大的社会、经济和生态背景下，共生单元寻求自己定位的一种途径；强调在尊重其它参与方（包括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基础上，扩大各自的共享领域。具有共生态特性的河套文化在形成和演进过程中，阴山是一个重要的自然元素。阴山岩画又是一个极具标志性的河套文化遗存。岩画的创作年代可上溯到一万多年前,历经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和近现代的漫长岁月。从阴山岩画看，阴山南北麓先后是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党项、契丹、蒙古等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摇篮。考古学家在阴山岩画上发现的马、牛、羊画面和匈奴墓葬中发现的马、牛、羊殉葬遗骨，说明河套地区的先民很早开始就驯养家畜。阴山岩画中众多的射猎图、牧马图、穹庐毡帐图，艺术地再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狩猎生活场景。北方少数民族逐水草而居，因牧猎而兴，使这里成为“亚细亚古老畜牧业的发源地”，这些功业卓著、声名显赫的草原民族多半也是从河套地区登上历史舞台的。当游牧民族遭遇北进的农耕民族，冲突在所难免，尤其在阴山南麓——河套地区这样一个宜农宜牧之地。农耕民族善于圈地、垒墙筑室；游牧民族则以天下为家，无边无界。一个善于固守，一个需要来回奔突。双方如果能彼此尊重，互为补充，就可以共有一方和平的天地，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汉匈关市”，以北方的乳肉换南方的粟米，或以南方的铁器换北方的良马。但是完全平等的交易总是不能恒久，一旦政治军事形势有变，冲突在所难免。从春秋战国到清末民国的2500多年中，河套地区经历了5次从牧业为主到农业为主，再由农业为主到牧业为主和农牧并兴的重大反复和交替。在长期对峙、拉锯过程中，使河套地区成为农牧业区界南北摆动最明显而典型的地区，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矛盾和斗争，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在“接触带”的交流和冲突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物质和信息的交换，促进了文化间的“相融共生”。这些少数北方民族在河套这个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发展背景和生存发展空间创造出不同的文化——表现为共生体系中自主的共生单元，无论是交易、和亲、联盟的友好方式，还是掠夺、复仇、征服的冲突形式，客观上都使不同类型的文化得到相互的撞击触发与交流影响，通过互相渗透、互相会通、相互借鉴、取长补短，逐步形成独具特色、交互多元的共生态关系的河套文化。
多元共生。文化多元化的实质是一种通过吸收各种文化要素，摒弃成规，摆脱传统束缚而创造新文化的精神和状态。文化的多样性体现了人类群体适应和改变生活境况的能力，单一性导致脆弱性，多样性产生稳定性。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由撞击到部分融合的发展历程，这是自然地理环境和历代先民们的生产生活特点所使然，不存在孰先孰后、先进与落后的问题。恰恰相反，这些文化为河套文化的丰富多彩性注入了活力。
??文化是民族的基因，地域的标志。不同类型的文化代表不同的价值取向和选择，不同时期的文化所形成的文脉是启承文明的重要线索。对承载着丰富历史信息河套文化文脉的梳理，有助于我们对文化建设方向的把握。梳理多元特征的河套文化文脉可用“三道屏风”来形容。悠久的河套文化中所具有的黄河文明和草原文明这两个内涵或要素，是河套文化的根，也是河套文化多元特征的大背景、“大屏风”；农耕文化、游牧文化、边塞文化、移民文化这四个内涵或要素，彼此冲击碰撞，在互动中有机融合，构成了河套文化的中背景，“中屏风”；河套人的五湖四海、南腔北调、各民族和谐共处则是河套文化的鲜活画面和现实场景。
从古代最早的鬼方到后来的鲜卑、匈奴、党项、契丹直到蒙古，都曾在河套大地历史舞台上演出一幕幕的历史活剧，用台湾诗人席慕蓉在《长城谣》中的话说：“城上城下争战了一部历史，夺了焉支又失了焉支。”从秦汉时期开始，历代统治者出于开拓边疆、巩固边防和发展经济的需要，频繁从各地向河套地区移民。全国56个民族中有49个在这里分布，因此也有了“河套有天下人”的说法。伴随着人口的迁徙是文化的流动。经济和文化相对发达的中原地区人民进入河套，带来了先进的物质生产技术，新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这种外来的文化与河套原有的地域文化在一个时期里碰撞、冲突、渗透、最终相互融合，从而积淀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开放性的文化——移民文化。河套这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有着“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文化特色。河套地区的方言带有古汉语、蒙语的特征痕迹、夹杂着满族和回族的方言，发音接近晋、陕地区口语语音。长期的文化融合与多民族交错杂居，使河套文化兼具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长。高原旷野、荒凉苍桑的环境条件和少数民族弛骋游牧、劲悍质直、率真活泼的人文氛围，共同影响和造就了河套人质朴无华的文化特点。久居边塞和民族冲突与融合的要冲，频临战事，使河套人具有了粗犷豪放，坚韧刚烈、尚武侠义的性格。同时，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又赋予河套人保守恋土、随遇而安、淡泊内向的价值追求以及淳朴简约的行为习尚、安于现状的社会心理。河套地区又是多种宗教的汇合之地。佛、道、伊斯兰等宗教在历史上都在河套地区盛行。在同一个村营里，就有三大宗教的不同信徒住在一起，且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多种宗教并存发展，显示了河套文化组成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也为古老的河套增添了不少神秘的魅力
兼容共生。河套文化的“兼容共生”的特性展现了河套文化的个性特质和鸿阔气度。如果以开放、多元、兼容、共生这四个层面来构建河套文化“兼容共生”的精神之树，那么，“开放”是土壤，“多元”是树根，“兼容”是木本，“共生”是花果。开放、多元、兼容表现出河套文化的一种态度，一种个性，一种品格，是一种境界，是文化“共生”的前提和条件；有兼容才有共生，“共生”是兼容的花和果。建设河套文化要以共生的精神构建共生的生态环境——保护巴彦淖尔的山川河湖、历史遗存、文化印记；营造好共生的巴彦淖尔制度文化——公平的法制环境、公平的政务环境、公平的资源分配；共生的巴彦淖尔人际社会——理解与宽容，尊重与友爱，公德与文明。
河套自古地处汉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错地带，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过渡地带，必然在文化层面体现出兼容的特性。鞍马文化在中原的出现和发展，是汉族学习北方少数民族骑射的产物。没有胡服骑射，就没有震惊世界的秦骑兵。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迁出迁入，中原王朝开发的推进收缩，客观上却促进了相互间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物质和信息的交换，促进了文化间的“兼容共生”。今天，曾分布在河套地区的部分少数民族已经不见了踪迹，显然已经融入了这块土地，成为河套人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因此河套人身体里流动的不仅仅是汉族的鲜血，更有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的血缘基因。游牧民族不断学习汉民族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与汉族通婚，改汉姓，着汉服，学习汉族文化，加快了他们汉化的程度，为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创造了条件。文化的兼容并不是简单的“1+1”，而是一种己质文化与异质文化的相互碰撞、比较、筛选、交融，而后获得新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一个文化通过吸收各种各样的优秀文化而获得新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能够让自己的文化精华为所了解、所接受、所喜爱，兼容性体现了多种文化群体和文化观念多元共存的要求和可能性。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绝非各少数民族单纯丧失其民族文化特性而片面消融于汉族的过程。各地方言、民俗、习惯等等的差异，都可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若干民族特性的历史遗迹。不敢言河套文化的包容之大，但却有兼容之量。河套人不排外，不欺生，外来的人和事，一旦进入河套就会一见如故，很快找到“知音”，融汇到河套这个大熔炉中。兼容共生，应该说是是河套文化中最有个性和空间雅量的元素。今天我们发展和传承河套文化，绝非各种文化因子之间单纯的“传”或“递”，也不是各种传承方式和路径的简单叠加。文化传承的本质，在于各种文化基因的累积和裂变，在于诸种传承方式的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与相互作用，从而使文化具有流动性、延续性和再生性。就像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不同文化从发展自身之美，到欣赏他人之美，再到相互欣赏，最后达到一致和融合。
整合共生。文化整合是指不同体系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内容的相互吸收、融化和调和,并使之趋于的过程。河套文化的多元性是不同类型的文化整合的结果。在河套历史上，几乎每一次社会动荡、变迁，都为民族的交往，杂居提供了条件，也使不同的文化取长补短，重新组合，这种文化整合是双向的、有序的；一方面是少数民族文化被汉文化整合，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融入到汉族文化之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融合了鲜卑人、匈奴人的文化在宋以后又融入了契丹、女真、西夏、党项、蒙古等文化中。河套文化，既有马背民族的豪迈风格,也有大河民族海海漫漫的开放情愫，中原文化的慷慨大气，以开放的胸襟和包容的气势，形成了“厚重大气、开放进取、包容和谐”的文化气质和文化精神。这种精神动力始终贯穿于河套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这在价值哲学上看就是价值共生，是河套文化的价值支柱。
文化整合体现了在互补和互惠关系中寻求平衡的倾向，是文化发展演进过程的必然步骤。对于现阶段河套文化的整合，就是整合河套文化多元价值观，其落脚点则是构建核心价值观与明晰基本价值观。重新认识和重新定位河套文化精神，培养河套文化的自觉，强化文化认同，促进社会和谐。正是由于文化整合过程中各种文化要素的取舍、组合及各种矛盾的运动和调适，丰富多彩的文化才更具生命力并不断发展。
和谐共生。文化共生是实现和谐文化的基础条件，和谐文化则是文化共生的发展指向。一个地区的和谐文明程度，不仅以经济社会发展为标杆，而且还包括共同理想确立、多样文化共容、文化公平实现、人际关系融洽、社会风气醇化等指向。河套文化有深厚的历史根基、有丰厚的多元文化融合的文化底蕴、有独特的风俗习惯、有多彩的审美情趣，各兄弟民族自觉认同自己是大家庭的一员，体现了尊重差异、兼容互补，开放开明的心态和气度，各兄弟民族团结友好和睦相处，各种文化及宗教相互宽容，和平共处，相互尊重，相互吸收，不存在门户之见，教派之争；倡导人与人和睦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相契融洽。
著名文化学家罗迈德·威廉姆斯说过：“文化研究最精彩的片段，将不再是回溯古老洞穴的火把，而是照亮未来选择的光柱。”只有传承好自己文化的，才能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找到自己的文化身份，文化DNA才不会迷失。一个地方经济可消可长，文化是永远不变的王牌，富起来容易，有文化不容易。河套文化融合了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民风民气民俗民性的文化，是一种顽强进取、刚健有为、多元开放、勤俭务实的文化。河套文化蕴藏着优秀的文化因子，构成了绵延不断的历史信息链，传承好河套文化才能为地区发展提供丰富的营养、彰明的昭示和有益的启迪。 推荐阅读：岭南早茶文化
河套文化★ 河套文化的交融及经济特征
河套文化是产生于河套地区的一种地域文化，几千年来黄河文化、边塞文化、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在河套地区聚集、融合、传承、积淀，形成了鲜明的地域、民族特色，兼容并蓄的地方文化体系。数千年以来，河套地区的变迁历尽沧桑，在中华文明的母亲河———黄河的臂弯里，孕育、生成了河套文化。其形成、发展与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其发展史本身就是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与草原地区的畜牧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的发展史，是中原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相互融合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化。这种交融有时候是以较为激烈的方式进行的，即双方以战争的方式而进行的，有时候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至于说哪一种方式占据主要的地位，还应当从当时具体的历史发展情势来分析。
在河套文化的形成中，有五个重要的自然人文元素，一是黄河，二是草原，三是阴山，四是战争，五是移民。
黄河、草原的影响自不必说，从阴山看，阴山是大河之源的天然屏障，也是北方草原与中原大地的分水岭。“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说尽了阴山的重要和雄伟。
河套文化作为黄河文明的一部分本身具有浓郁的黄河文化的特征，但由于河套地处内地和漠北的边塞地带，所以本身又具有边疆文化的性格，所以，她又有别于中原典型的黄河文化。河套文化是草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融会之产物，其自身漫长的生成发育以及复杂的嬗变传承过程，特别是与乌拉特、鄂尔多斯蒙古文化的关系，也说明了河套文化与黄河文化的关系。河套文化是北方草原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草原文化中，河套文化既是源，又是流。作为源，河套文化有与北方草原文化共生共长的深厚历史积淀，是对草原文化精髓一脉相承的传扬。作为流，它与内蒙东部的红山文化，科尔沁文化等蒙古经典文化不同，有其独特的发展走向，传承中吸取了深厚的移民文化的滋养。在草原文化的源流中，它是一个渊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滥觞于古代少数民族的兴盛，生成于秦汉明清的军屯垦殖，绵延于现当代新型文明的文化体系，是丰富的草原文化的一个独立的单元文化圈，是一个完整的区域文化体系，在草原文化甚至整个汉文化的构成中占有重要的历史位置。
移民文化是河套文化的另一大特色。河套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将历史上具有最深刻对立游牧文明与农耕文化聚集、融合到一起，最终成为两大文明互相交错的聚集融合区。游牧民族的特征是游动性，而在河套地区最终扎下根来的，是对土地具有强烈欲望的坚韧不屈的农业移民。河套地区从古到今历次大规模的农业开发都是在大量移民的背景下开展的。河套平原素有“塞上江南”“塞外粮仓”的美誉，近代以来以“膏腴殖壤”之地闻名天下。现在，在有限的地域内，集聚生活着蒙、汉、回等多个民族，成为多元民族和谐共处的家圆。移民的影响加速了这一地区的开发，影响文化形成的烙印最显著的是方言。河套地区的许多地名蒙汉混杂，多取自商号。久收了大量蒙古语，形成了本地方言特色，反映了强烈的移民色彩。
以战争的影响看，河套地处中原与漠北的通衢要冲，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有代表意义的是长城，还有无数的要塞、烽燧。从战国起，不论哪个朝代，以哪个民族为主体，都是经过战争才“各领风骚数百年”。
河套文化独特的形式及其丰富的内涵，透示着强烈的时代精神。归结起来，似可用“开放，进取，宽容，和谐”的特质来概括。
开放。阴山横亘，黄河环绕，有草原一样宽广的胸襟，有平原一样坦荡的气象，敞开绿色的怀抱，具有包容一切的胸怀。蒙古民族重信用的禀赋，表现为热情好客的真诚。既有马背民族的豪迈风格，也有大河民族海海漫漫的开放情愫。中华文化的历史标征，在这里、都有遗存，恐龙化石、古文明岩画、古长城，古文化遗址，更不用说草原文化的钩沉。是开放造就了多彩，是开放打破了草原与中原的隔阂，带来了开发。至于今天人们崇信的“伊利———心灵的天然牧畅 、“蒙牛———来自大草原的问候”所表达的现代企业文化，透示的同样是开放的情怀和企望。在这里开放有着历史的广延性，深厚性。
奔放的马背风格，奔涌的大河精神，崇尚自然，蓬勃向上，自强不息，与时俱进，体现了黄河文化的进取精神。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河套文明作为黄河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传承，而且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从远古时代大青山脚下的大窑石器制造，到阴山南北的民族变迁，从古老的鄂尔多斯高原生息繁衍的河套人，到遍布辽阔平原上的现代河套人民，从食肉衣皮的渔猎文明到牛马布野的牧业生产，从农牧结合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一脉相承的都是后浪推前浪而不舍昼夜的奔流进取精神。最为突出的是千百年来的一句民谚“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中华母亲河河套人作为草原人、黄河人的一部分，虽然有其地处边远封闭的特殊性，但其所处的经济、社会形态却能领先于其他草原地区，与黄河文明中地区基本同步。其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与突飞猛进的现代文明时时相互撞击而又相互融合，是河套人秉承其进取精神对自身的生活态度不断做出的抉择。 说到宽容，这里有草原、平原、山地、荒漠、湖泊、湿地，大自然的多姿多彩，草原与平原的对话与对抗的特殊形式，大规模的移民与军屯，多民族的长期交流与交往，造就了河套人“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据调查，河套地区这个20多万平方公里的热土上，聚居来自全国1000多个县市的人口，全国56个民族中有49个在这里分布。除北方蒙、满、回、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朝鲜等主要少数民族外，南方的苗、彝、瑶、黎、白、壮、傣、哈尼、藏、土家等少数民族都有居住，有的地方一个村营的居民就来自10多个省区。这样广泛杂居的复合形态，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充分反映出这一地区文化背景的包容性。
而河套文化的和谐精神，则集中体现在饮食风俗宗教文化中。各族人民在彼此相依的漫长岁月中，饮食方面既保持了各自的传统，又融会互通，形成了独特的地方风味。比如蒙古族的羊背子、烤全羊、涮羊肉、奶茶，回族的麻花、白焙子、油炸糕，甘肃的拉面，陕北的羊肉泡馍、肉夹馍，山西的烙，还有独具特色的面精酿皮、猪肉勾鸡，酸烩菜等吃法，蒙汉兼通，老少咸宜，风行河套大地。在民风民俗方面，河套人的“婚丧嫁娶”形式既有蒙式，也有汉式、回式，在一些细节方面，还糅合各族各地长处形成比较统一的风俗习惯。传承中各民族都能相互学习、借鉴，接受认同。最典型的是宗教信仰，河套人的宗教信仰可谓大杂烩，遍地开花的寺庙、教堂，充满了个性化特征，佛教、基督教、道教、伊斯兰教都有一定的尊信者，甚至于在同一个村营里，就有三大宗教的不同信徒住在一起，且相互尊重，相互包容，这在全国都十分少见，充分反映了作为移民文化的河套人的宽容大度的性格禀赋。作为民族融合、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绝唱的“胡汉和亲”，更是构成了河套文化坚强的底蕴，独特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化，绚丽多姿的民族民俗风情，凝聚了河套文化各族人民的聪明才智，奏响了草原各族人民团结和谐的乐章，印证了民族血脉融合的延续和民族大团结优良传统的传承。
河套文化作为北方边疆地区所兴起的一种区域文化，与中原地区所形成的文化现象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后，也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这就是既区别于中原文化，也有别于草原文化，是多种文化在河套地区交融后形成的一种新的区域文化。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涵上来讲，应当包括北方草原地区牧业经济的发展概况，也应当包括中原地区农业经济进入这一地区以后所引发的经济结构的大变迁，特别是汉代以后农业经济在这里的繁盛景象。我们知道，河套地区是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粮食重要产区，古代就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说法，而这一现象的形成是千百年来边疆人民对河套地区长期开发的结果，使这里形成了农牧业并行的经济模式。
具体而言，河套文化有以下经济特征：
首先，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在北传以后，适应自然环境，与当地的畜牧业经济相结合，形成了以农牧业为主的区域经济特色。从河套地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在先秦时期，河套地区为少数民族所控制，游牧业经济占据了经济发展的主序列，而到秦汉时期，随着秦始皇和汉武帝对河套地区的大规模移民，改变了这里相对单一的游牧业经济状况，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带进河套地区，同时根据这里地广人稀、水利资源便利的条件，再加上匈奴族的骚扰等因素，秦汉政府在这一地区采取了军事屯田和民屯两种耕作方式，无论哪一种耕作方式，都是有组织的带有军事化管理的农业生产方式。正因为中原地区农业生产方式的进入，改变了原有的、单一的生产方式，使当地经济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种经济方式在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被河套地区所采用，中原地区的封建王朝凡是国力达到河套地区的时候，大多采取了这一特殊的亦农亦牧的经济方式。
其次，河套地区因为地处边疆地区，在这里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的存在，多民族在相互交融中，共同构建起胡汉交融的文化体系。从秦汉时期开始，中原王朝向河套地区迁徙了大量的移民，这些移民的到来，除了带来中原地区相对先进的生产方式外，还与当地的少数民族相互通婚，在汉代颇有影响的王昭君北嫁匈奴虽然代表的是官方的汉匈结婚方式，通观汉朝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至少有5次汉匈之间联姻。到了东汉末年，蔡琰嫁于南匈奴左贤王的过程，虽然说是痛苦的，如蔡琰所说：“中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纵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入朔漠，回路险且阻。”[12]但从民族交往的过程，这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交往的一种方式，说明汉人与匈奴结婚可能更多，只是我们没有更多确切的材料加以说明而已。
其三，受上述两种因素的影响，文化发展的多层次性在河套文化中表现的也相当明显，既有内地农耕文化的因素，也有边疆地区游牧文化的特点。我们所熟知的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虽然反映了河套地区牧业经济的状况，但是，从所流传下来的民歌，也可反映出当地人对民族之间交往的文化反映。再如匈奴族的“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诗仙李白留下了“虽居焉支山，莫道朔雪寒”的绝句，虽然反映了河西地区的状况，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地分析当时匈奴族所处的境况，与汉族交往中已经逐步吸收进了汉族的文化，所以才有如此苍凉的民歌流传下来。再如《木兰辞》中所记述的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传奇故事就反映北魏时期北方地区民族文化的融合过程。
其四，河套地区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既是中原地区王朝的北部防御要地，也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必经之路，所以从汉代以后，河套地区在北魏、隋、唐、元、明等各个朝代，每当动荡时期总是战事不断，每当社会太平之时则成为连接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交通要地。综观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王朝与河套地区曾经活动过的民族关系，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即中原王朝强大之时，国家的军事实力往往要占据河套地区，而国家力量衰弱之时，河套地区都会成为北方少数民族以之作为进攻中原王朝的跳板或后方根据地。从汉代的匈奴族，到隋唐的突厥族，乃至北宋时期的辽、金和后来的蒙古族进入中原都遵循的是这样一个规律。 推荐阅读：岭南园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