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分为几个阶段呢？有关于河洛文化的衰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现在祥安阁为您介绍河洛文化的衰退的相关文章。
河洛文化的衰退
河洛文化的衰落始于何时
北宋以后，河洛文化中衰。为什么衰落？有学者提出三个原因：第一，游牧民族进入中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斗争，辽金的统治造成河洛文化的衰落；第二，水耕农业代替了旱耕农业，南方经济上去了，经济中心南迁，河洛经济衰落了；第三，理学的束缚。
我认为第二个原因是主要的。南方经济的发达，经济重心的南移，必然带动文化重心的南移。经济重心的南移比较早，中唐以后，实际上南方经济已经超过了河洛地区。但文化重心的南移，还晚了一段时间。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使得河洛地区逐渐在文化上失去了中心地位，从此一蹶不振。因此，可以说，文化的发展，必然要有经济支持，没有经济的支持，文化就不可能得到发展。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对文化造成不利影响，这样说有一定道理。但我认为不是主要原因。如果说河洛文化的衰落是由于辽、金、元的统治，那么，西晋以后，“永嘉之乱”、“五胡乱华”，同样也是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也是游牧民族统治河洛（统治了几百年），河洛文化为什么还保持着兴盛状态呢！像巩县石窟、龙门石窟都是那个时候修造的。特别是到了唐代，很快就复兴了，达到了更辉煌的高峰。可见，游牧民族进入不会导致文化的必然衰落，经济衰落才是文化衰落的真正原因。另外，理学的兴起，似乎更难解释为河洛文明衰落的原因。理学是否能有那么大的束缚作用，且置之不论。我想，理学虽然是在河洛地区产生的，但是它的成熟、发展则是全国性的。除了濂、洛、关、闽四个地区以外，又有江西的陆象山，浙江的王阳明，广东的陈白沙，湖南的张棫这样一些人。宋明理学遍布全国，并不是河洛地区一个地方所独有。理学的南移，通过杨时、蔡元定、朱熹传到福建，恰恰造成了福建文化的振兴。同样是理学，为什么在河洛地区起到束缚阻碍作用，而到福建反而起到振兴作用呢？再如，明清时代，文化的发达地区是江浙，而江浙恰恰是理学盛行的地方。王阳明是浙江人，泰州学派是在江苏。所以，用理学束缚来解释河洛文化的中衰是不容易说通的。推荐阅读：河洛文化庙会介绍
河洛文化历史地位
中华文明的摇篮文化
河洛地区先民们创造的河洛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明的核心和发祥地
，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文化，是数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因而河洛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河洛地区文化积淀厚重，历代名家辈出。这里是河图洛书的发源地，研究易经的人寻根拜祖，哪个不到河洛汇流处？这里是少林拳，太极拳，轨迹拳，苌家拳的发源地，欲学武术真功的人，舍此何求？
我们依托资源的优势，开设河洛讲坛，传承文明，开拓创新！
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
大量考古发现资料和古代文献记载说明，华夏文化是汉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母体文化。华夏文化主要源自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夏商文化及其更为久远的河南龙山文化，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证实，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形成的直接源头。河洛地区是河南龙山文化的重要分布地区，就这点而言，河洛地区可以说是夏文化、华夏文化的发源地及其形成、发展的核心地区，也可以说是以后汉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
炎黄文化之根
概述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自豪地称自己为“炎黄子孙”，而炎黄与河洛有何关系？走进深邃的历史，凝眸河洛文化，我们就会发现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炎黄二帝的主要活动区域，是炎黄文化的肇兴之地。
炎黄文化
相传，黄帝是有熊国国君，“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甫谧曰）新郑历来被称为“轩辕故里”；在洛阳以西的灵宝，有铸鼎原，传说是黄帝铸鼎之处，此外，还有黄帝陵以及与黄帝、嫘祖、蚩尤很多故事相关的全套地名。新郑在洛阳之东，灵宝在洛阳之西，中间是黄帝的活动区域是很显然的。其活动范围以河洛为主，也应是肯定无疑的。炎黄部族是华夏族的母体，他们结盟后在河洛地区发展壮大，并从这里向外发散，形成了华夏民族历史上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之一，即炎黄文化。
两者关系
炎黄文化与河洛文化的密切关系已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从裴李岗文化、
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的一系列重大考古发掘，都印证了炎黄时代的文化成就大多在河洛地区，河洛一带仅仰韶文化遗址就有500多处，且出土有大量的鼎。鼎是远古先民的主要炊具，与传说中的黄帝铸鼎之说极为吻合。在灵宝铸鼎原周围近3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有29处仰韶文化遗址，其中的超大型遗址———北阳平遗址，足够视为仰韶文化的中心地位。阳平逢山是炎黄母族所居之地，新郑为黄帝父祖生活之所，而且在洛阳地区有许多与炎黄有关的考古发现，尤其是偃师二里头遗址一个重大发现———宫殿遗址，据戴逸先生考，很可能是5000年以前政权中心的所在地，而此时正好是炎黄活动的时代。这一发现与黄帝作城的历史记载有惊人的一致。炎黄二帝是部族时代的杰出代表，他们在河洛地区带领四方人民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开启了华夏民族的文明之路，并使河洛地区成为华夏民族的摇篮。
华夏文明
炎黄在开辟生存地域的同时，创建了早期的华夏文明。《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土财物”，“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谷，抚万民”，炎帝“始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以省杀生”（《帝王世纪》）。他们君临天下，抚化万民的功绩，为后世百姓所敬仰，以致成为历代帝王的楷模。他们把洪荒远古建成了当时民众期望的美好社会，“古者黄帝治天下……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孰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隈，市不豫贾，城郭不关，邑无盗贼……（《淮南子》）黄帝部落发明的文字、衣冠和若干社会制度，炎帝部落对原始农业的发展、陶器的发明等，标志着中国历史开始进入文明时代，因此炎帝、黄帝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生命之根
“厥美帝功，万世载之”。在广袤丰厚的河洛大地上，炎黄二帝用他们的聪明睿智，谱写了华夏灿烂文明的第一乐章，从而使炎黄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中最具凝聚力的核心部分，炎黄二帝成为华夏子孙的共同祖先。他们身上所体现的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精神已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团结向上、蓬勃发展的永久动力。钟灵毓秀的河洛大地，曾养育了我们的伟大先人。河洛文化，炎黄大业，将永远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根！
中华姓氏的重要源头
据初步统计，在《中华姓氏大辞典》所列11969个姓氏中，有4925个未注明姓氏来源，有2224个系少数民族姓氏，二者合计7149个，占11969的59．7%，下余4820个为汉族姓氏。
根据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对这4820个姓氏逐一进行研究，得出的结果为：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共有1834个，占4820的38%。但是，仅有姓氏数量，尚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每个姓氏拥有人口数大不相同。为了进一步弄清河南在中华姓氏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笔者又根据该书提供的姓氏拥有人口资料，对我国最常见的汉族姓氏逐一进行了考证。当今按人口多少排列的前120大姓共占汉族人口的90．11%，也就是说13亿人中有11．7亿人姓这120个姓。在这120大姓中，全源于河南的姓氏有52个，即李、张、陈、黄、周、林、何、宋、郑、谢、冯、于、袁、邓、许、傅、苏、蒋、叶、阎、潘、戴、夏、范、方、石、姚、廖、孔、康、江、史、邵、段、雷、汤、尹、武、赖、樊、兰、殷、陶、翟、安、倪、严、牛、温、芦、俞、葛，部分源头在河南的姓氏有45个，即王、刘、赵、吴、徐、孙、胡、朱、高、郭、罗、梁、韩、唐、董、萧、程、沈、吕、卢、蔡、丁、魏、薛、杜、钟、姜、熊、陆、白、毛、邱、秦、顾、侯、孟、龙、黎、常、贺、龚、文、施、洪、季；两项合计，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共有97个，占120大姓的80．8%，占全国汉族人口的79．49% 。如果减去一些多源的姓氏中源于河南以外的成分，人口百分率会有所下降，但起源于河南的姓氏总数是1834个，减去97个，还有1737个，加上这些姓氏，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率仍在80%以上。
河洛文化历史依据
华夏文明的主体是黄河文明，黄河文明的中心在中原地区，黄河文明的核心在河洛文化圈内。河洛文化最大的特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都文化连绵不断。黄河文明形成期的五帝邦国时代，黄帝都有熊，颛顼都帝丘，尧都平阳，舜都蒲坂；黄河文明发展期的夏商周王国时代，夏都阳城、阳翟、斟鄩、老丘，商都亳、隞、相、殷，周都丰镐、洛邑；黄河文明兴盛期的帝国时代，西汉至北宋一直建都在西安、洛阳和开封。上述都城均在河洛文化圈内，几千年的建都历史，形成了具有极大影响的国都文化。这是河洛文化最突出的特点。第二，树大根深的根文化是河洛文化又一特点，有许多文明源头都在这一地区。如最早出现的国家在这里，由于历史上各种原因，中原人口大量向四方播迁，甚至播迁到海外。据姓氏专家研究，中国一百大姓中有七十多姓的祖根或一支祖根源于中原。民族基因。善于吸收、包融、开放、凝聚的民族个性，在河洛文化中都有充分的体现，但最突出的还是大一统的民族基因，从邦国、王国到帝国的几千年中，人们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强大，反对分裂，一直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优秀的传统现已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坚如磐石的凝聚力和灵魂。
河洛地区的夏商王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早期王国。在同时期的当今中国范围之内，各地没有比夏商王国对以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影响更大、更为重要的王国。寻找直接产生夏商王国文明的考古学文化，是实施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关键。田野考古揭示，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就是夏文化的母体文化。
学术界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中，由于辽西红山文化、江浙等地良渚文化的考古新发现，一种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地区、“多元”学说比较流行，而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关键性作用却被忽视。我认为，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文明在学术概念上不是等同的，不能因各地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就推导出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多元”。有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反映出从史前向“文明”的过渡，甚至从中还能看到文明的形成、国家的出现，但大多数考古学文化则是伴随着社会历史的“文明化”进程发展，被先进的考古学文化所“同化”、“融化”，也有极少数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趋于“石化”，近代的民族学资料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许多生动例证。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历史道路，也基本上遵循着上述历史发展过程。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文明化”过程中，在不同地区的不同考古学文化社会群体，基本在相同时期或稍有先后进入“文明”时代，形成“万邦”、“万国”的局面。但是这些“万邦”、“万国”，是否即真正具有科学意义上的、数以“万”计的“国家”，这还是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大学术课题。作为科学常识而言，这些“万邦”、“万国”对以夏商王国为代表的华夏文明的影响不可能是等同的，进而言之，即使当时的“万邦”、“万国”文化对河洛地区的夏文化产生影响，形成于河洛地区的夏文化及华夏文明也不可能是河洛地区以外的“文明”所造就的。这是因为，不断发现的考古新资料说明，夏文化产生于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也就是说夏文化基本上是河洛地区“土生土长”的考古学文化。我们承认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都对同时期及其后的中原地区、河洛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程度不同的作用，但是河洛地区古代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的源头，只能是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而不是红山文化或良渚文化，更不是中原地区以外的其它考古学文化。因此，我们以为，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源头来说，夏文化直接渊源于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从对夏王朝以后的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而言，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夏文化是孕育华夏文明、中华民族文化、汉文化的核心文化。推荐阅读：河洛文化的起源,河洛文化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