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研究晋商文化首先需要了解它的核心，晋商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现在祥安阁为您介绍晋商文化的核心的相关文章。
晋商文化的核心
研究晋商文化核心
山西的文化历史非常久远，对应的晋商的起始和发展也非常悠久。随着历史演进，晋商积累了自己的文化内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精神，这实际上是以关公文化来出现的。这充分说明晋商一直与时俱进，一直向前发展。而且坚持的原则、立场和内涵始终独到，始终没有大的漂移和变化，这种精神和关公文化是一致的。关公文化现仁义，仁义就是“善”、是对整个社会的回报。
今天我们不但要讲“善”、讲“智”，还要讲“勇”。要敢于开拓、敢于拼搏，这也是我们晋商的一个重要精神。今天要成为真正的大国、强国，就必须要创造属于自己的产品，特别是拥有自我知识产权的产品，参与竞争。名牌产品的背后是晋商的文化、晋商的精神，晋商的智慧，所以新时代的晋商一定要继承古代这个精神。
晋商文化简介
在中国明清以来的近代经济发展史上，驰骋欧亚的晋商举世瞩目，山西特别是以太谷、祁县、榆次、平遥等为代表的晋中盆地商人前辈，举商贸之大业，经营范围包罗万象，夺金融之先声，钱庄票号汇通天下，称雄五百余年，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世纪性繁荣，在神州大地上留下了灿烂的商业文化。
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晋商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在中国商界称雄达500年之久。晋商之家族不同于一般官绅家族，它是具有商业烙印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家族。
晋商中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王现曾经说过：“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洁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恪守其业，天之鉴也。”这段话出自一个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山西商人口中，着实令人惊叹。这番论述不仅点明了经商的不二法则，也道出了为官与为人的基本遵循。在王现等晋商看来，不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只要按照这一法则为人处世、入仕经商，必定会做出一番不平凡的事业。
晋商是指山西商人，山西简称为“晋”。晋商首创了中国历史上票号。“票号”是当时商人通商的一
种方式，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说法。
晋商文明，可以从其商业遗址上得以实证。在山西省内有晋商大院，在山西省外则有山西会馆（有山西会馆网详细介绍）。了解晋商文化，家族文化看晋商大院，商帮文化则要去看山西会馆（山陕会馆）等。
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1368年-1644年）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1644年-1840年）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
当时，中国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
旧时曾有人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们在商界以群体的形式活跃五个多世纪，经营范围十分广泛，上至绸缎，下至葱蒜，他们在清初即创建中国最早的银行———票号，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今天，我们将他们统称为“晋商”。
山西晋商有着官商的特点，而皇商盛行也是在那一时期、那一地区得以发展起来的。山西离北京地理位置很近，当时进关出关都很方便，茶、私、盐、粮有着得天独厚的交易便利。也就是当时在山西得以实现便利的“物流”。山西商人也很有特点，就算再有钱、再惊天动地，他们也是这块泥土地上的人，他们诚信待人，有很多纯朴的特色。《乔家大院》主要人物身上有很多山西商人代表性的有意思的东西，比如，再有钱他们也很土，很抠门，很简朴。他们遵循儒教精神，用以德服人的方式去处理经商的关系、家族内外部的关系。
晋商文化有许多值得表现的地方。晋商成功的根本在于儒商精神。当时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晋商，有着很进步的经商理念。儒商精神的根本在“诚信”二字，这可能也是社会上比较缺失的一种价值观念。推荐阅读：三晋文化历史发展
三晋文化之晋商文化核心
1、永远的诚信
乔致庸做生意，讲究一个“信”字。这可以说是乔家的传统，是晋商的传统，更是整个商界应该传承的商业品格。古人常说，无信不商。对于乔家来说，更是如此。乔致庸从小耳濡目染，在他身上能够看到乔家一贯守信的风格。再加上他从小读着圣贤书长大，儒家当中所传达的仁义礼智信更是让他受益匪浅。在乔致庸眼里，宁可赔钱，也不能失信。他明白，信誉是商家的根基，是商号的命脉。
复盛西铺是乔家在包头的一大商号，主要经营粮油，不管是质量还是分量都有所保证。要知道，在那个市场里，到处都是弄虚作假的商号。有些商家们在卖米面的斗上做手脚，缺斤短两的事情屡见不鲜。乔家就靠着长期形成的良好信誉让复盛西在包头稳稳站住了脚，到这里购买粮油的人络绎不绝。
有一次，复盛油坊往山西运送一批胡麻油，经手的伙计为了从中谋利而在油中掺假。掌柜的发现后，将伙计痛斥一番。凡是乔家人都知道，信誉连着财路，信誉没了，财路也就断了。掌柜的命人倒掉整批掺假的胡麻油，重新换了货真价实的胡麻油。这个举动虽然让乔家损失不少，但是却为乔家赢得了守信的美名。看长远些，这个举动足以为乔家吸引更多的商户。
乔家也有“掺假”时候，但是这种“掺假”却非同一般。乔家的通和店在包头的粮油店里是一霸，东西从来不缺斤少两，也不弄虚作假。长久以来，通和店在包头市场上赞声一片。每到年跟前的时候，就是通和店最忙的时候，达官贵人也好，平头百姓也罢，都会到店里来买粮油过年。所有粮油店的白面、大米都是有等级的，有钱人自然能吃上好一些的米面，穷人家就只能买最普通的粮油。为了能让穷人也吃上好粮食，乔家故意将上等米面掺到了普通米面里，并按照普通米面的价格卖给穷人。穷人们知道后自然是对乔家感恩戴德，也会常常光顾通和店。乔家之信，不仅是信誉，还有信义，而且对准的是每个人，不分等级，不分富贵，只要上门就都是客，就都该受到同等礼遇。有这样的仁厚和诚信，乔家在商场博弈中便胜券在握。
在乔家票号没落的时候，乔致庸的后人都在延续着乔致庸的信誉。20世纪30年代，中原大战，经济衰退，晋钞贬值，晋钞跟新币之间的兑换比例大概是250000：1。这对当时的金融业来说无疑是个危机，但对于已经奄奄一息的乔家大德通票号来说，完全有望借机翻身。对所有的储蓄户都以晋钞而非新币支付，那么大德通票号就可以利用差价大赚一笔。但是，如果这样做，乔家辛苦积累的信誉将毁于一旦。为了维护商誉，乔家毅然决定收晋钞，支新币，让百姓手上的钱可以在各地自由流通。大德通最终还是倒闭了，可是乔家所留下来的商业精神却成为晋商的骄傲，成为整个商界的财富。
2、常氏家族：灾荒年搭戏台
公元1887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光绪三年。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省遭受了三百年来最大的一次旱灾。其中山西是灾情最严重的地方，颗粒无收的情形到处可见，灾荒持续了三年。据清政府的官方文献记载，当时山西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这次灾荒。
发生这样严重的灾情，商人当然也不可幸免，众多的晋商家族中，常氏家族的损失尤为严重。当时支撑常家家业的主要生意是与俄罗斯商人进行的茶叶贸易，大量的茶叶从江南产茶区运往中俄边境。大灾之年粮食绝收，连人都要以树皮、草根果腹，平日里依靠大批牲畜充当运输工具的队伍，这时是无论如何也组织不起来了。
由于商路的断绝，过去晋商每年向俄罗斯输出的20万担茶叶，锐减到8000担。从这组数字就不难推测出常氏家族当时所蒙受的损失。
为了不坐以待毙，常家曾想出各种办法来渡过难关，包括省吃俭用，缩减开销。但与此同时，令很多人不解的是，常氏家族在这个紧要关头对外宣称，拿出三万两银子在家族祠堂中修建戏台。这不是在这么个困苦中摆阔气，而是要用戏台作为借口，给本村的和邻村的乡亲们变相地赈灾。也就是说，我常氏家族要盖房，要乡亲帮忙，只要乡民能搬动一块砖头，就给饭吃。赈灾也不落一个施舍的名。
常氏家族认为沽名钓誉的名声是断然要不得的，他们把自己的善良举动，用修造戏台这样的借口掩盖起来。而掩盖乐善好施的真正目的，是要让那些得以救助的人能留有自尊地咽下通过辛苦劳动换来的一餐一饭。大灾持续了三年，常家的土木工程也持续了三年。当年被救助的穷苦人也好，今天为此感叹的人也好，有谁能说清常家这个本以经商获利为业的家族为此付出的代价呢？
3、日升昌：乱世中的诚信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许多王公贵戚、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光绪逃往西安。由于仓皇，这些人甚至来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银细软，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折，一到山西，他们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山西票号在这次战乱中损失惨重，它们设在北京的分号不但银子被劫掠一空，甚至连账簿也被付之一炬。
没有账薄，山西商人就无从知道什么人在票号里存过银子，更无从知道储户到底存了多少银子。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原本可以向京城来的储户言明自己的难处，等总号重新清理账目之后再做安排，这样的要求可以说合情合理。因为来取银子的难民刚刚经历过京城的兵灾，很多人甚至是亲眼目睹了票号被劫掠的情况。但是，开中国银行业之先河的日升昌票号没有这么做，以日升昌为首的所有山西票号都没有这么做。他们所做的是只要储户拿出存银的折子，不管银两数目多大，票号一律立刻兑现。
山西票号这样做，无疑是承担了巨大的风险，面临众人的挤兑，再加上真假难辨，在这种局面下，票号经营者稍有不慎，就可能使自己的生意陷入灭顶之灾。
日升昌和其他山西票号面临危难之时所表现出的胆识让人赞叹。他们不惜以不计后果的举措向世人昭示了信义在票号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义制利的古训被晋商透彻地理解之后贯彻在实践当中。日升昌清楚地看到，来山西票号挤兑银两的多是王公贵族，他们的行为属迫不得已，是国难所致。不论时间长短，灾难是会过去的。这些人在京城的政治和经济实力都不容忽视，为此从长远看，票号冒一定的风险，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更多更大的机会。
以后的事实证明，日升昌的判断是准确的。战乱过后，当他们在北京的分号重新开业时，不但普通百姓纷纷将积蓄放心大胆地存入票号，甚至朝廷也将大笔的官银交给票号汇兑、收存。日升昌为首的山西票号在挤兑风波中，以甘冒风险的代价换来了名利双收。义利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价值观，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而公之业益饶，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
4、孝道见诚信
某位大财东，家资百万，有三个儿子业已成年。大财东年事渐高，已至风烛残年，病卧在床。他自觉病势加重来日不多，遂喊来三个儿子，分明是要托付家产分配之事了。三个儿子一向相处和睦，都以为事情简单，一分为三，公平合理。但他们没有想到，老父亲却说出一个久远的往事：“许多年以前，有两位商人结伴外出做生意，赚了不少银子。两人见别的商人做票号生意更能挣钱，遂将所赚银子作为投资，一人一半股份，聘任了一位掌柜成立了票号。票号挂牌后，两人闲着无事，外地有些账还没有收回，便又结伴外出去收账。不料在外地赶上瘟疫，两人住在小客栈里，一下子全病倒了。两人情同手足，互相照料，年岁稍大者渐渐病好，而年岁较小者，却病情日益加重，最后一命归天，撒手西去。年长者雇车将其遗体运回故里，入土为安。死者遗孀只有一子，尚在襁褓之中，过了不久，女人要改嫁，也只好由她去了。年长者将襁褓中的孤儿收留膝下，从此权当第三个儿子养着。”老财东说到这里，三个儿子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早已是泪水涟涟。老财东最后又说：“我将不久人世，你们三个听着，全部家产，老大和老二分一半，老三分一半。你们这就去票号柜上找见老掌柜，由他代笔，写好分家文书，我也就能安心去见当年的老搭档去了。”三个儿子痛哭失声，尤其是老三，更是长跪不起。老大老二当即表示，一定按父亲遗愿办事，老财东这才安详地闭上了双眼。
5、诚信的传承
某位年轻人托人引荐，与一票号老东家签了合约，受命去外地开设分号。签罢合约，便带着老东家给的银子上路了。不料头一年经营不善，亏了大本，只好倒闭了分号。年终既不敢回去向总号和老东家交待，也不敢待在当地，怕债主逼债，只好另走他乡。流落他乡的年轻人靠给别人打工，挣下点钱再做小本生意，用驴打滚的办法，几年下来终于积攒了一些银子。于是又回到栽了跟头的地方，重新将分号的牌子挂出。他苦心经营，诚信待人，不但很快还清了欠账，而且开始赢利。这一年的年底，已经是壮年的他回到了总号，交清了账目，又亲自登门去向老东家谢罪。岂料老东家年事已高，已显出糊涂，原本当初仅见过一面，任凭这位分号掌柜如何谢罪，老东家不但记不起当年出资之事，对面前的这位分号掌柜，也连连摇头说绝不认识。亏了总号的老掌柜反复说明原委，老东家才认了这位合伙人。随后，对他的这段经历不但没有生气，还大大地勉励了一番。
6、诚信的感恩
传说某票号有个小伙计，入号十来年，被掌柜提拔成跑街。所谓跑街，就是业务员，往来于各种客户之间揽生意。他人勤嘴甜，大小客户都喜欢他，自然也深得掌柜和东家的青睐。他要娶媳妇了，东家便把一幢早已不用的小院卖给了他，价钱很低，无非是象征性地收几个钱。小伙计想翻修一下房子，不想雇人花钱，就每晚自个加班干。一天晚上，在给准备做新房的卧室里换地面上的砖时，刚刚起下旧砖，就发现旧砖下靠炕沿处似乎还有点东西。再一细看，原来是块小木板，待掀起小木板，下面竟然是一个小瓷坛子，里面满满全是碎银锞。这幢小院原本是东家早年间从别人手里买下的，后来东家自个盖起深宅大院，这幢小院便再没住过。有些外地客人倒是当做客栈住过，但他们来来往往，谁又会在这里埋银子呢？小伙计想，一定是院子当年的主人留下的这些碎银锞。第二天一打听，这院子当年的主人早已过世，儿女后代也远走他乡不知下落了。小伙计于是把东家请到现场，将这一小坛银子悉数交给了东家。东家很感动，喊来号上大掌柜，让把银子取走入库，充当了小伙计在号里的一份股金。推荐阅读：三晋军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