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时期，三晋代表的是赵国、魏国、韩国三国的合称，在现代三晋是指山西省。下面一起来看看三晋文化历史发展是怎样的吧！
三晋文化历史发展
三晋文化历史发展是怎样的
山西历史文化脉络清晰，框架完整；山西文明进程从未间断，影响深远。山西历史从史前文明的旧石西门豹治邺器时代发端，历经尧舜禹和夏商周数千年的演进，到晋国和三晋时期已经形成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显著特征。秦汉以来，山西历史文化更加多姿多彩，更加灿烂辉煌。山西历史文化的完整性、先进性以及艺术性，对中华民族的精神、风俗、习惯的形成发生了重要作用，对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产生了巨大的辐射力、渗透力和影响力，山西成为地方文化特色最浓厚的地区之一。
1、距今180万年以来的山西新旧石器遗存是中华文明的曙光
山西旧石器文化遗存质量高，数量多。现已查明全省的旧石器文化遗存近400处，其中旧石器早期遗址的数量位居全国之首。这些遗址的发掘和发现，对研究人类的起源，对探索山西在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有着关系全局的重要意义。
新石器时代距今1万年以来，以出现长期定居的村落、生产中使用磨光石器、烧制陶器、经营原始种植农业、饲养家畜为基本的特征。山西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中心区域，遗址有上千处之多，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石制生产工具和陶制生活用具，以及居住址和陶窑，这些文化遗存标志着山西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和辉煌。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大致在距今4500年前后，山西南部已经成为当时诸多邦国的中心，相当于古史的尧舜时代，可以推测，是尧舜禹的活动把山西推向了当时的文明中心。
2、山西地区的夏文化放射出文明时代最灿烂的光芒李悝山西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古史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说的是中华民族最早的英雄们在汾河下游创业建都的历史。史书中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指的就是上古虞舜时代的山西南部。可以说，在中国本土发生的文明中，只有黄河中游晋南、豫西的文化传承没有被打断。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及加强防御，传说大禹之父鲧已开始建城。不断发现的夏城遗址，也在映证山西南部曾是夏朝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
3、晋国与三晋时期的文化是中华文明进程的关键环节
关于商族的起源，一些学者专家认为在山西的南部地区，认为垣曲商城即文献记载“汤始居亳”的亳都。垣曲的商朝城址，不仅有比较完整坚固的城墙、城壕及城门，而且区分出宫殿区与一般居民生活区，陶器与青铜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普通器物。
代商而立的是周王朝。周初，成王分封诸侯，叔虞封唐后，举行了隆重的授土授民仪式。唐叔虞之后，他的儿子燮父即位，改国号为晋，“晋国”的历史从此开始。上起西周早期叔虞封唐，下至公元前230年——前225年韩、赵、魏三国相继被秦兼并，期间的800余年，晋人的活动范围从最初的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地方，扩大到拥有山西全部、河南和河北的大半及内蒙古、陕西的一部分。
战国时期的韩、赵、魏三家都出自山西，并且迅速成为实力雄厚的三个方国，在那个诸侯连绵征战、百家争鸣不停的特殊历史时期，韩、赵、魏的活动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发展进程。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联合灭掉智氏，尽分其地。
4、秦汉以来的山西谱写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光辉篇章
山西的称谓几经变化。秦时为郡县制，置太原、河东、上党、雁门、代郡。汉时基本沿袭秦朝郡县制度，属并州刺史部。唐朝为河东道，宋朝为河东路及西京道，元设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司及宣慰使司，明置山西布政使司，清朝则为山西省。在这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山西的地域文化内容不断扩展，影响不断提高。
明清时期，经济活动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在五个多世纪里，山西商人从盐业起步，发展到棉、布、粮、油、茶、药材、皮毛、金融等各个行业都能雄踞一方；晋商依托故里，扩展到全国各地的关隘重镇和商埠都会，从内地贸易开始做起，直到把贸易扩展到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俄罗斯、朝鲜、日本等邻近的国家。
中国封建帝王中有特殊影响力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在山西留下了他们的文治武功。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皇帝秦王嬴政，生前曾两至晋地，在太原和上党留下了足迹。统治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汉武帝刘彻，曾率领群臣到河东郡祭祀后土，写下为人传颂的《秋风辞》。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山西是这个古文明国度中历史最长最完整的地区之一。山西地区的历史演进，联系贯通了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留下35000处文物古迹，其中已经成为国保的119处，位居中国第一。山西南部芮城县，传为关羽出生地，有中国最大的关帝庙。从这里也折射出三晋文化之于中国文化的共性。
文化大革命时代，山西的大寨一度风行，全国“农业学大寨”，大寨乡乡长陈永贵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三晋文化本质上还是农业文化。
三晋历史文化的底蕴和特色
中国封建帝王中有特殊影响力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在山西留下了他们的文治武功。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皇帝秦王嬴政，生前曾两至晋地，在太原和上党留下了足迹。统治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汉武帝刘彻，曾率领群臣到河东郡祭祀后土，写下为人传颂的《秋风辞》。少时被誉为“太原公子”的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二年时曾到河东盐池巡视，这位千古明君留下河东盐池是国家和军队经济保障的思想。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东征高丽，班师回朝时，驻留太原三月之久，题写了颇得王羲之书法神韵的《晋祠之铭并序》碑。公元960年北宋政权建立，而军事上的统一并未完成。宋太祖赵匡胤生前两伐北汉，亲临太原，征发民夫，筑城修桥，火攻水灌，未能如愿。直到公元979年，宋太宗率军出击北汉，才把十国时期的最后一国征服。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出现后，多少帝王将相在山西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的活动大大丰富了山西的文化历史。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山西是这个古文明国度中历史最长最完整的地区之一。山西地区的历史演进，联系贯通了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留下35000处文物古迹，其中已经成为国保的119处，位居全国第一。因此，山西最有资格成为今天世人了解和欣赏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
山西是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思想库”
山西历史文化具有不断变革和进步的鲜明特色，始终走在各个时代的前列。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既以先进思想为依据，又是新思想的摇篮。
1、山西历史上社会变革活动波澜壮阔
山西地区有确切史籍记载的历史开始于晋国，晋国的前身是古唐国，而古唐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尧时代，并在夏朝立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为了接续当地的文化传统，保持社会稳定，当叔虞受封唐地后，推行的治国方略就是周朝廷要求的“启以夏政”，其核心就是在政治制度上可以不实行西周时期实行的严格的宗法制度。在这一政策的作用下，晋国前期就发生了政治制度的大转变，即有名的“曲沃代翼”，由晋公室的旁系小宗取代了当政的大宗，使晋君的地位由“侯”转变为“公”。这个转变并不仅仅是个人或宗族之间的政权转移，而是晋国在政治变革道路上的一次飞跃，为后来全方位的政治变革奠定了基础。
“曲沃代翼”顺应了时代的变革要求，也为晋国的全面发展掀开了崭新篇章。此后，晋献公对外伐疆拓土，对内剪灭旧公室的残余势力，为晋国的对外称霸和对内改革廓清了道路，奠定了基础。到晋文公时代，晋国社会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郭偃之法”。郭偃是晋国大夫，主张从经济领域入手实施改革，进而扩展到用人制度。“郭偃之法”虽然没有否定传统的“亲亲”的用人政策，但更强调“尚贤”。“郭偃之法”还改革了分配体制，采用“君食贡”制度，要求国君不保留土地，而是从土地拥有者那里收取税赋。这些思想，不仅指导和促进了晋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也为三晋法家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源泉。
春秋末期，晋国三个异姓卿大夫家族瓜分了晋国公室，形成韩、赵、魏三个新的诸侯国，史称“三家分晋”。三家分晋扼制了晋国国势的下降趋势，使晋国获得了新生。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国率先改革，尤其以魏国的社会变革最有成效。魏国的变革主持者是魏文侯，主要实施者是李悝，参与者包括了各方面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如思想家卜子夏、军事家吴起、政治家西门豹。进入战国中期，法家人物申不害在韩国变法，使韩国保持了长期的安定，影响了战国中后期的天下形势。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一度使赵国大有统一天下的气象。
秦汉以后天下一统的局面结束，政治形势纷繁复杂，社会变革的呼声再起。在魏晋南北朝的混乱局面下，影响全国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是北魏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改革。冯太后主政时推行的“均田制”，对此后的中国社会影响至深，而孝文帝全面“汉化”的政策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天下政治的格局和发展方向。隋唐时期与周边民族的友好交往，也深受北魏的这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影响。
隋唐以后，国家政治形势远不及先秦和南北朝时期动荡，所以，影响全国的社会变革通常都是朝廷主持下进行，山西作为一个地区，与其他地方一样，不可能单独发生大的社会变革。但出自晋地的著名的改革人物，如柳宗元、司马光、杨深秀等，也不断参与全国性的社会改革，其中值得一提的当数“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在震惊中外的“百日维新”运动中，杨深秀立场坚定、视死如归，充分体现了晋地民风强悍的文化精神；杨深秀积极倡导的废科举、兴学堂，中西并重，采集万国之良法的进取精神，正是山西文化思想中革新精神的延续。
2、山西地区的社会变革与进步思想相辅相成
纵观山西的社会变革史，社会变革的步伐与进步思想的涌现一直相伴而生，相辅相成。进步思想为社会变革提供思想基础，指导社会变革的进程；变革活动的步步深入，又丰富和深化了进步思想，为今后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在先秦时期，“曲沃代翼”式的社会变革就是以“启以夏政”的进步思想为思想基础。既然是以夏人的政治理念治国，周人的宗法观念就不会禁锢人们的思想，从而为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曲沃旁系取代日渐失去民心的晋侯正宗奠定了思想基础。从晋武公夺权到晋文公称霸，其间还不到50年的时间，这就说明，以进步思想为指导方针的新政权更有活力，更有竞争力。晋文公称霸既以晋国的国力为基础，又有“郭偃之法”作指导。以“郭偃之法”为核心的进步思想推动了晋文公时期的社会变革，促进了晋国社会的发展，反过来，社会的大发展又对新的变革思想和变法活动提出了要求。在晋文公之后，晋国社会变革的力度有增无减，新的革新思想也不断提出，特别是赵盾之法和范宣子所铸“刑书”，更是丰富和发展了晋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思想。
三家分晋表面上灭亡了晋国，实际上却是晋国政治力量与社会资源的重新整合。瓜分晋国的韩、赵、魏三个大家族的形成和发展，与晋献公和晋文公时代的社会变革密不可分。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晋献公剪灭公族，开始起用异姓大夫。晋文公历尽苦难取得王权，依靠的就是异姓大夫。所以，在逐渐形成的引导晋国社会变革方向的进步思想中，任人唯贤的用人政策是其核心。在切实推行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异姓大家族中的贤能之士不断涌现，相继执政，不仅推进了晋文公的霸业，也证明了逐渐走向衰败的晋国公室难以独自支撑晋国政治局面的事实。三家分晋是晋国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 “三家分晋”标志着战国时代的开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类似三家分晋这样的新兴的政治力量组合，在其他诸侯国没有发生，事实上也不可能发生。因为这三个新兴的诸侯邦国都诞生在深刻的社会变革进程中，在战国初期的变法浪潮中，他们都站在了浪端尖峰。
魏国社会变革的主政者魏文侯和主要实施者李悝，都是孔子弟子卜子夏的学生，他们的变革思想深受子夏儒学的影响。子夏认为，对人材应该看重其“大德”，不必拘泥于“小德”，致使魏文侯广泛任用各方人材；子夏儒学主张“学以致其道”、“学而优则仕”，要求思想学说要落实在社会实践中，致使像李悝这样的弟子积极投身于社会变革。魏国的改革，既有战国初期天下形势的要求，也有诸如子夏儒学之类的先进思想的促进，是晋国不断进行的社会变革的继续。这场变革使魏国在战国前期成为战国七雄之首，更重要的是，在这场变革中形成的系统的社会变革和进步思想，不仅影响了战国时期各国政治和思想的发展，也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思想源泉。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措施曾遇到反对派的强烈抵制。反对派既反对以今易古，又反对以夷变华。赵武灵王则认为，“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风俗习惯也好，政治制度也罢，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革新。正是在这种进步思想的指导下，“胡服骑射”的改革才取得了彻底成功。“胡服骑射”不仅使赵国成为战国时代的军事强国，更重要的是把我国古代战争史带入一个骑马作战的新时代。
与赵武灵王的改革相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也是在进步思想的指导下完成的。北魏立国之后，虽然号称统一了北方，但实际上一直处在北方柔然可汗和南朝政权的夹击之下，危机时刻存在。为彻底摆脱这种不利局面，孝文帝从内外两方面着手改革。外在手段是南下迁都，内在手段就是从服饰、语言等方面的全盘汉化。在当时，对于建设一个长期稳定的政权而言，汉族的政治经验更为丰富、政治思想更为先进。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既有对具体事物的改革，也有本质性的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改革，这种内外并举的措施，使这场社会变革收到了预期的成效，显示了不同文化碰撞融合产生的活力。
3、山西地区进步思想的发展丰富多彩、源远流长
表里山河的山西地区不仅创造了灿烂的夏商文化，而且在春秋战国的特殊时期，还成为战国法家、纵横家、名辩家和兵家的发源地，也是先秦早期儒家的重要支脉，由此形成蔚为大观的三晋儒学。这些进步思潮同处于百家争鸣的时代，不仅有相互砥砺和激荡，也有相互补充和促进，共同创造了具有进步特色的三晋文化。
先秦时期的法家文化有春秋法家与战国法家、齐法家与三晋法家的区别，但是，真正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产生积极作用，并对后世发挥重要影响的法家却是战国时期的三晋法家。战国法家之所以在三晋形成，主要根源之一是晋国的法制建设。法家直接产生于三晋国家早期的变法活动，特别是李悝、吴起等法家早期人物在魏国的变法。到战国中期，赵国人慎到的思想，以及申不害在韩国的改革，进一步发展了早期法家思想，而“商鞅变法”则是三晋法家思想的硕果。李悝和吴起都是孔子弟子卜子夏的弟子，而子夏思想既是早期儒家在三晋的发展，又是由儒入法的关键。子夏本人不是法家人物，但以子夏思想为核心的三晋儒家却非常注重实际。子夏儒学不仅直接影响了战国早期法家，也间接影响了荀子的思想和韩非子的思想，而荀、韩都是三晋人士，韩非子还曾师从荀子，最终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三晋法家的思想，不仅代表了时代潮流，而且左右着秦汉以后中国政治的主流。同时，三晋号称“多辩士”，著名的纵横家人物苏秦和张仪在三晋叱咤风云，一度左右着战国末期天下形势，同样代表了当时的进步思想。战国名辩家的代表人物惠施一生主要活动在魏国，而公孙龙则是三晋人氏。至于兵家，战国早期有军事家庞涓，晚期则是尉缭子等人。秦国的统一天下，在思想上得益于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在政治经济体制上有赖于商鞅变法，具体实施方面先后有张仪、范睢、吕不韦等三晋人氏的努力，在军事上则有尉缭子的策划。显而易见，战国时期的三晋人物及其思想，既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思想，也对历史的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两汉以降，山西地区继续着先秦时期的进步思想的传统，在思想文化界屡屡有重要代表人物出现。隋唐之际的王通，是理学思潮的先驱者之一。唐朝后期的柳宗元和白居易，既是进步的文学家，也是继隋朝哲学家王通之后的重要的思想家，对于代表进步思潮的理学思想的形成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及至宋代，孙复是理学史上有名的“宋初三先生”之一，对宋明理学的形成产生过直接的作用。北宋中期，史学家司马光位居“道学六先生”之列，是宋明理学重要的代表人物。当宋明理学在明朝开始失去其进步性的时候，思想家薛瑄以“实学”思想对占据理学统治地位的朱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改造，对理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清之际，宋明理学开始走向衰落，思想家傅山结合现实，对宋明理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批判，推动了实学思潮的发展，影响了清朝以来的思想取向。清朝末年，杨深秀受西方进步思想的影响，义无反顾地参与“戊戌变法”活动，勇敢地站在了时代进步的最前列。在世俗思想不断进步的同时，山西地区的佛教和道教文化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并存发展。中国佛教的发展归于净土宗，而山西地区则是净土宗的发源地，并一直保持着核心地位。山西地区的五台山佛教圣地是中国佛教华严宗的发展重镇，对于佛教的历史兴盛和当代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金元时期，道教的全真教在山西地区有过长足的发展。总之，多种思想学说的共生共存，使山西地区的进步思想源源不断地发生发展，并且总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引领时代潮流。
三、山西是古代东方艺术的“博物馆”
在距今两三万年前的朔州峙峪文化遗存中，发现了数百件骨片的表面有人工刻画的道痕，学者们认为峙峪人可能已经掌握原始的雕刻艺术。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的吉县柿子滩遗址上，又有两处岩画引起了学术界重视，被视为人类最早的艺术珍品。距今四五千年的陶寺遗址中，出土了属于夏文化早期的木鼓和石磬，太原义井出土的一音孔和二音孔陶埙乐器属于新石器时代。晋国大音乐家师旷以琴技和音律闻名，赵国人荀子创立了艺术理论，离石的汉画像石出土，蒲津渡的唐朝黄河铁牛面世，元代晋南杂剧的繁荣，种种现象表明，山西在人类文明演进中，是位于世界东方的艺术之苑。在众多的艺术门类中，山西的古建筑及其依托古建而保留至今的壁画、雕塑，更有规模，更具体系，成就更为突出，特色更加鲜明。
1、品质超群的建筑艺术
山西古建筑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很高的文化欣赏价值。中国古代的建筑门类和建筑艺术，在山西几乎都能找到实物。山西现存的古建筑18118处，除了皇室宫殿建筑不复存在外，其余种类的建筑应有尽有，如依照建筑功能划分的寺庙宫观、长城关隘、城池市楼、墓冢陵寝、戏台祠堂、桥梁驿站、民居会馆、钟楼鼓楼等等，依照建筑形式划分的庑殿式、歇山式、悬山式、卷棚式、单檐、重檐、殿台、亭阁、长廊、牌坊等等，其中的一部分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孤例，品质更高，价值更高。
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是唐朝建筑，今存的几座完整唐朝木结构殿堂都在山西。已知宋、辽、金及其之前的木构建筑全国146座，山西境内就有106处，占全国现存同期同类建筑的72％，其中的7处是唐、五代的遗存，更显其弥足珍贵的文物和艺术价值。就目前所知，存留至今的唐朝木构建筑除敦煌196号窟檐仅存的柱斗、河北正定开元寺钟楼的下半部分外，较完整的四座唐朝木构建筑是五台山南禅寺正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芮城广仁王庙正殿和平顺天台庵正殿。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现存结构完整的唐朝木构建筑的大殿全部在山西，山西因此保存着中国最古老的建筑艺术。
唐以后的五代十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建筑实物的保存难度很大。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理原因，山西保存了这个时期的三座木构建筑：平顺龙门寺西配殿、大云院正殿和平遥镇国寺万佛殿。龙门寺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北齐文宣帝时候，西配殿是目前国内仅存的五代时期悬山造木结构的佛殿。寺内现存五代、宋、金、元、明、清几个朝代的土木建筑，并有大量碑碣石刻遗存。大云院正殿的22平方米佛教壁画，是中国寺庙现存仅有的五代壁画，殿内的壁画与柱枋、斗拱、替木上残存的五代彩绘，均为同期同类艺术品孤例。平遥镇国寺万佛殿中的11尊塑像，是国内仅存的五代寺观彩塑，大体继承了唐朝风格，显示出高超的雕造技法。她们无疑是古代东方艺苑的奇葩。
宋、辽、金、元时期，山西的建筑艺术最为辉煌。辽、金作为统治中国北部和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大量吸收汉族文化，用汉族工匠修建宫殿、佛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创新，留下了一些规模宏大、风格独特的建筑精品。这一时期的代表建筑如大同善化寺及华严寺、洪洞广胜寺、芮城永乐宫、临汾牛王庙、翼城乔泽庙戏剧舞台、霍州署大堂，等等。建于辽代的应县木塔规模宏大，健硕华美，是我国古代建筑功能、技术、造型艺术有机统一的完美范例，是有建造木塔历史以来保存下来的一座最古老的木塔，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高大的木结构建筑，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艺术的重大成就。
山西古代砖石建筑的艺术成就也非常显著。山西是现存古代长城时间跨度最大的地区，山西保存了战国以来两千余年的长城2500多公里，其中东魏、北齐、隋、宋四朝长城为山西独有。山西古代墓葬石雕艺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太原晋源区的隋朝虞弘墓，出土一件雕刻华丽精美的汉白玉石椁。墓主虞弘为西亚人，曾在北齐、北周和隋朝为官，石椁的雕绘内容包括宴饮、乐舞、射猎、家居、出行的场景充满异国风情，对研究古代东西文化交流和中国绘画史无疑有重要意义。再如十字飞梁形制的古代桥梁藏于古画，载于古史，现存实物世界上也仅有太原晋祠的鱼沼飞梁一例。平面呈十字形状的飞梁，位于圣母殿的正前方，方形池沼上架设板桥，四面通岸。东西平坦，连接主建筑圣母殿与献殿；南北下斜如翼，犹如振翅的大鸟，故取“飞梁”之名。飞梁造型独特，精雕细刻的勾栏、柱础和望柱的多数构件仍为宋朝原物。而使用减柱法为晋国始祖叔虞之母而建的晋祠圣母殿，空间阔大，肃穆庄严，完整地保留了宋朝建筑的形制和结构，成为宋式建筑的经典之作。
2、光彩夺目的彩塑和壁画艺术
山西拥有丰富的古代建筑资源，在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中，山西从唐朝至清朝一千多年的寺、院、庙、庵、宫、观及其中的殿、塔、冢等建筑物近80处，因而保存了多姿多彩的寺观雕塑和壁画。这些雕塑与壁画同建筑本身一样，具有珍贵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山西现存唐朝以来的彩塑作品12712尊，是国内寺观彩塑最多的省份之一。唐朝彩塑主要保存在五台山佛光寺的东大殿、南禅寺大殿以及晋城的青莲寺等地。这些彩塑造像庄重丰满，神形俱佳，极富时代特征。南禅寺大殿的塑像塑造手法纯熟精巧，形体、衣饰与敦煌彩塑如出一辙。山西宋朝彩塑的代表作品是：晋祠圣母殿的侍女像，晋城市二仙庙，长子法兴寺、崇庆寺等寺观塑像。圣母殿的43尊宋朝彩塑，是宋朝造型艺术的极品，其中的30多尊宋朝侍女彩塑，摆脱了多年来陈式化的刻板雕塑手法，开创了现实主义作品的彩塑风气，从侍女的体态、神韵、造型、衣饰上看，造像生动，形神俱佳，堪称中国古代女性雕塑的集大成者。辽金时期山西处于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地带，在彩塑造型艺术方面也表现出了特色，像大同华严寺的菩萨塑像，面形丰满，体态秀美，造型生动，技法娴熟，可称是辽代彩塑艺术的珍品。元代彩塑风格与辽金近似，代表作有五台县广济寺的大佛殿、晋城市玉皇庙西配殿及中殿、洪洞县广胜寺下寺大殿及水神庙等处的佛、道二教的塑像。山西明清两朝的彩塑有11630尊，人物众多，品质俱佳，市井文化的特征非常明显，迎合市民精神需求的民间化、世俗化的艺术倾向加重，如平遥双林寺各殿的彩塑，隰县小西天大雄殿的塑像，长治观音堂的悬塑，灵石资寿寺大殿罗汉塑像，蒲县东岳庙大殿的地狱群像等。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双林寺具有千余年的历史，寺内2000余尊宋、元、明、清四朝的彩塑，囊括了佛国与俗界的众多角色，佛祖菩萨、天王罗汉、帝王将相、宫娥僧人，一应俱全，反映了中国古代人神共治的现实，无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称号。
壁画在体现宗教思想、反映社会生活、烘托建筑艺术方面有重要的作用。山西现存高品质的汉唐至明清的寺观墓葬壁画24000多平方米，这些壁画客观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古代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壁画艺术，为我们了解山西古代壁画绘制艺术提供了实物资料。
山西古代壁画以寺观壁画为主，寺观壁画大多是土坯泥墙上彩绘的壁画。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的壁画，是国内仅存的唐朝寺观壁画，虽然年代久远，画面残损，但画艺精湛，保存良好，堪称中国古代寺观壁画的上品。山西现存宋辽金时期的壁画6处，面积近千平方米。应县木塔的塔内明层都有塑像和壁画，画面上的飞天活泼丰满，精神流注。繁峙金代建筑岩山寺文殊殿的壁画，面积近百平方米，为宫廷画师王逵所作，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山西的元代壁画9处，1700多平方米，以芮城永乐宫、洪洞广胜寺、稷山青龙寺和兴化寺壁画为代表。广胜寺的水神庙里，有一幅场面宏大人物众多的元杂剧演出图，把祭赛神灵的演剧活动搬上壁画，反映出元杂剧的盛况。广胜寺下寺后殿里残存的元代壁画仅有16平方米，画艺高超，色泽明丽，大殿四周原有的彩绘壁画，收藏在美国堪萨斯城的纳尔逊艺术馆。
永乐宫壁画为元代作品，面积总计千余平方米，绘于龙虎殿、三清殿、纯阳宫、重阳殿四壁及拱眼壁内，壁画内容丰富，画技高超，在青、绿冷色基调中，用色多达十余种，并大量使用沥粉贴金法，在庄重深沉的画面中渲染华美富丽的艺术效果，为中国壁画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1959——1965年永乐宫迁址过程中，这些壁画随同主体建筑一道成功迁移，开创了中国古代壁画大规模迁移保护的范例，是古代壁画绘制技术与现代壁画揭取保护技术完美结合的典范。
众多的墓葬壁画是山西古代壁画的又一个类型，山西北齐墓葬壁画近年来成为古代东方艺术世界最吸引人的艺术品种。寿阳县北齐厍狄迥洛墓壁画，以绚丽斑斓的艺术长卷反映墓主人生活的显赫场面或死后的空幻境界。太原王郭村北齐东安王娄睿墓的壁画，太原城郊王家峰北齐名将徐显秀的墓葬壁画，画面宏大，构图准确，形象生动，色泽艳丽，线条流畅，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和地域文化特征。从这几处壁画可以清楚地看到北齐时画技日臻成熟的趋势，为隋唐壁画技术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推荐阅读：岭南园林文化
畅游三晋历史 弘扬三个文化
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山西省委十届六次全体会议上说，要弘扬山西源远流长的法治文化、博大进深的廉政文化、光耀千秋的红色文化，净化政治生态、实现弊革风清、重塑山西形象、促进富民强省。文化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和思维方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最根本的就是要将其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追求、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
立足山西实际，回眸三晋历史，着眼长远发展，鲜明地提出大力弘扬我省“三个文化”，抓住了当前我省文化建设的关键和要害，揭示了我省净化政治生态，解决系统性、塌方式腐败问题的思想源泉和精神动力。
笔者认为，山西历史上廉政文化生生不息，廉政名人层出不穷。唐代著名宰相狄仁杰、宋代著名宰相司马光、清朝康熙年间的于成龙，都勤勉务实、清正廉洁。山西大地上，从春秋晋文公时代的“郭偃之法”，到战国时期李悝、吴起、西门豹等法家在魏国的变法和申不害在韩国的改革，再到荀子“引法入礼、礼法统一”和韩非子“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避匹夫”的法治思想，法治文化光辉灿烂。而在中国革命的考验中，山西的**党员和人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气贯长虹的革命老区精神，催生了壮美瑰丽的红色文化。
“三个文化”是山西的，是中华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我们应当以科学的思维、时代的理念、广阔的视野、世界的眼光来研究、挖掘、借鉴、弘扬“三个文化”。推荐阅读：岭南早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