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行，所记载道的乾隆皇帝也是有过五次下江南的记载，而有一说法，是巍峨让自己找回自己的汉人圣母，而对于乾隆身世，有说法是雍正和一个汉族的女子所生的，而在当时清朝是不能过满族和汉族通婚，所以雍正是被抱回到宫中抚养,而他的生母则遗落民间，一起来看看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原因是什么吧。
乾隆究竟为何执着于下江南
乾隆帝名叫弘历，是雍正皇帝第四子，25岁即位，89岁辞世，做皇帝做了60年。乾隆皇帝一生六下江南，野史上说乾隆下江南，是为了寻找自己的汉人生母,因乾隆是雍正与一名汉族女子所生,因当时清政府执行的是满汉不能通婚,所以当生下乾隆后,乾隆被抱回宫中抚养,而他的生母则遗落民间,所以乾隆就六次下江南寻访生母!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乾隆下江南，首要原因是江南风景秀丽，苏州杭州天下独绝。乾隆帝下江南当然有饱览江南秀美山川之意，其实还有以下原因：
其一、视察水利。在六次南巡中乾隆有五次视察黄河治理工程，四次巡视了浙江的海塘工程。当时，解决黄河水患的关键工程在江苏的清口，和洪泽湖的高家堰，所以乾隆每次南巡，都要到这两个地方来看一看。
其二，要和祖父比比。乾隆皇帝好大喜功，自称“十全老人”，文治武功均效仿其祖康熙。康熙曾六次南巡，乾隆帝也想在江南巡上和乃祖一决高下。
其三，找美女。有人说苏杭多美女。民间传说乾隆喜欢江南美女，每次南巡时少不了寻花问柳。所以皇后天天和他吵闹，乾隆一气之下，将皇后遣送回京。乾隆第四次南巡时，将皇后遣送回京确有其事，这在乾隆三十年《春季档》中就有记载。琼瑶小说《还珠格格》里面的夏雨荷不就是江南美女吗?
其四，乾隆皇帝一生以诗人自居，一生写了四万多首诗。这些诗歌自然不能光在颐和园皇宫里写吧。乾隆要出去走走，自然要选择山川秀美的江南，反正车旅费实报实销。既有美女相陪，又能产生灵感，何乐而不为?
其五、阅兵。满族历来有重视骑射、崇尚勇武的传统，历代帝王也都熟练掌握骑马射箭。乾隆历次南巡，都在杭州、南京等地举行盛大的阅兵式。乾隆本想通过阅兵，训练士兵，扭转颓败的风气，并向江南人民显示大清朝的力量。
其六、笼络人心。首先凡是他经过的地方，都被不同程度地减免了赋税。其次来对接驾及办差的官员大加赏赐，加官晋爵;将一些原来受过处分官员恢复原职。特别是对前来接驾的老臣，他问寒问暖，赏赐人参、貂皮等物品，还要赏赐他的子孙功名。再次南巡途中乾隆在各地的孔庙行礼，对前来拜见的文人士子，他亲自命题考试。他出的不少考题，摆脱了科举考试的八股陋习而注重实际应用。由于江南一带人才荟萃，读书应试的人很多，乾隆下令给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官办学府增加名额。《四库全书》告成后，他个人掏腰包让人抄录了三份，藏于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并命令地方官吏允许学子们拿出来抄录传看。这些举措，对江浙一带的文化事业，起到了推动作用。最后当年清兵入关，在江南杀掠太重，“嘉定十日”、“扬州三屠”等，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康熙、乾隆等均将笼络当地士民人心作为重要事件处理，如重修史可法庙等措施。
总体来说，乾隆六巡江南，排场一次比一次大，耗费一次比一次多，甚至造成国库的枯竭，给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乾隆在其晚年才完全认识到南巡的错误，《清史稿·吴熊光传》载，乾隆说：我当皇帝六十年，自认为自己没犯什么大错。惟有六次南巡，劳民伤财，把好事办成了坏事。是呀，后人在演绎小说时，也把乾隆下江南当成去寻找美女，看来还真有点冤枉的味道。
乾隆下江南
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月初五日、十七日，乾隆帝弘历相继下了两道上谕，讲述欲于十六年巡幸江南的原因，大致有四点：一是江浙官员代表军民绅衿恭请皇上临幸；二是大学士、九卿援据经史及圣祖南巡之例，建议允其所请；三是江浙地广人稠，应该前去，考察民情戎政，问民疾苦；四是恭奉母后，游览名胜，以尽孝心。
这些理由固然存在，但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江浙的客观环境和历史条件。江浙两省虽然地盘不大，人口也不特别多，大约只占国土面积和总人口的2%，但它是鱼米之乡，其经济条件和人文条件都在全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两省上交的赋银赋粮分别达到全国赋银总数的20?8%和赋粮总数的 30%，盐课银占全国盐课银总数的68%，关税占全国税额总数的一半。江浙人文茂盛，是全国文化最发达地区，才子学者之多，数倍数十倍于其他省份。仅以关系到政局和学术文化界的科举而言，从顺治三年到乾隆六十年的150年里，共举行了61科，其中，江浙两省出了51位状元，占全国状元总数87%；出了38 位榜眼，占榜眼总数62%；出了47位探花，占探花总数77%。再就大学士九卿督抚来看，江浙两省出了很多大学士和尚书总督巡抚，像状元出身的吕宫、徐元文、于敏中等都任至大学士。另一方面，江苏、浙江又是明末遗民活动的中心，反清思想和反清言行一直不断，发生了多起文字狱。没有江苏、浙江这两个省巨大的财政收入和绅衿支持，清朝的统治是很难巩固的。牢固控制住江浙，充分利用江浙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来发展其“盛世”，这就是乾隆六下江南的根本原因。
乾隆帝于乾隆十六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六次巡幸江南，每次一般都要到江宁（南京）、苏州、杭州、扬州，后四次还要到浙江的海宁。
六下江南所经之地和所做之事，虽然不尽相同，但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即蠲赋恩赏，巡视河工，观民察吏，加恩缙绅，培植士类，阅兵祭陵。
乾隆帝在六下江南期间，多次下谕，蠲免江、浙、皖上千万两银子。第一次南巡时，谕免乾隆元年至十三年江苏积欠赋银228万两、安徽积欠 30万余两，及浙江本年应征银30万两。二次南巡，谕免江、浙、皖三省二十一年以前积欠钱粮，又免浙江漕银20余万两。三次南巡，谕免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三省积欠钱粮，又免浙江漕银等项27万余两。四次南巡，谕免江苏、安徽钱粮143万余两及浙江13万余两。五次南巡，谕免江苏、安徽三十九年至四十四年欠银130余万两。六次南巡，谕免江苏、安徽欠银130余万两。总计六次南巡免银在1000万两以上。
以皇祖之心为心的乾隆帝，也像其祖父那样，极其重视河工海防，把它视为六巡江南的一个主要任务。江苏、安徽、浙江经常发生水灾，乾隆七年，黄河、淮河同时涨水，江苏、安徽的海州、徐州等府50余州县“水灾甚重”，灾民多达700——800万人。在乾隆写的御制《万寿重宁寺碑记》和《南巡记》里，他着重讲到，“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六巡江浙，计民生之最要，莫如河工海防”，“临幸江浙，原因厪念河工海塘，亲临阅视”。这些话并非空谈，而是乾隆倾尽全力大兴河工的历史实际的真实概括。河工兴修规模之大，投入财力物力人力之巨，兴修时间之长，乾隆可以称之为古今惟一的帝王。以经费而言，每年河工固定的“岁修费”，多达380余万两，约占每年朝廷“岁出”额数1/10强。临时兴修的大工程，又动辄用银几百万两，像蔺阳青龙岗之工，“费帑至二千余万”。
在乾隆四十九年的御制《南巡记》里，他对几十年大兴河工的情形作了总结，主要是四大工程。第一项大工程是定清口水志，加固高堰大堤，基本上保护了淮安、扬州、泰州、盐城、通州等富庶地区免受水淹。第二项大工程是陶庄引河工程，在陶庄开挖一条引河，宽80——90余丈，长1000余丈，深一丈余，以防止黄河河水倒灌清口。引河开成以后，解决了“倒灌之患”。第三项大工程是在浙江老盐仓一带修建鱼鳞石塘，历时三年，花银数百万两，修建好鱼鳞石塘4100余丈。第四项大工程是将原有范公塘一带的土塘，添筑石塘，修了三年多。这对保护沿海百姓生命财产安全，起了重大作用。五六十年以后，陈文述对比当年海塘利民和现在海塘失修灾害加剧时，写下有感而作的《议修海塘》诗说：
叹息鱼鳞起石塘，当年纯庙此巡方。
翠华亲莅纾长策，玉简明禋赐御香。
列郡田庐资保障，万家衣食赖农桑。
如何六十年来事，容得三吴骇浪狂。
另外，《南巡记》里还提到将高家堰的三堡、六堡等原来用砖砌的堤一律改为石堤，徐州城外添筑石堤直至山脚。仅据《清高宗实录》的记载，六巡期间，乾隆对黄河、淮河的河工及浙江、江苏的海塘，下达了数以百计的上谕，指示治理，动用了几千万两帑银，完成了多项工程，对减少洪灾、保护百姓田园庐舍和生命安全，起了不能抹煞的重大作用。
南巡期间，乾隆对礼遇致仕大臣和“培养士类”做了大量工作。他重新起用或擢用办事实心颇有政绩的大臣，像原任大学士的陈世倌、史贻直和大学士管江南河道总督的高斌，都是当时的能臣，仅因小过或一时不顺上意，而被降被革被致仕，使其才干无所施展，于国于己皆有损害，现在借南巡之机，乾隆谕命他们三位都官复原职。原礼部侍郎沈德潜乃江南文坛泰斗、大诗人，原刑部尚书钱陈群诗书皆优，二人皆为乾隆帝所赏识器重，在江南甚至在全国文人士子中影响很大，可以说是德高望重。乾隆南巡时，对二人十分优遇，既赐沈德潜御诗，又为沈主持的紫阳书院题额“白鹿遗规”，并亲写长诗相赐，还加沈德潜礼部尚书衔，给俸，谕令钱陈群依其原官刑部尚书给俸。这在缙绅中当然会产生良好影响。
更重要的是“培植士类”。主要措施有二：一是增加生员名额。六次南巡，大约增加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生员名额5664名。也就是说，每次南巡增录的生员，相当于每三年一次录取的名额1/4左右。二是考试敬献诗赋的士子。试题均由乾隆亲出。第一次考试江苏、安徽、浙江进献诗赋的士子时，江南（江苏、安徽）取了一等5名，依名次顺序是蒋雍植、钱大昕、吴烺、褚寅亮、吴志鸿。浙江取中一等3名，即谢墉、陈鸿宝、王右曾，均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以后五次南巡，每次取中的士子，名额又多了一些。
通过这六次的考试，清政府发现和培养了一批饱学之士，他们之中的一部分，有的成为政界能臣，有的学界泰斗，有的诗文书画大家。先以第一次取中的八位士子来看，江南一等第二名的钱大昕，历任编修、侍讲学士、学政、少詹事，精研经史，诗文特优，著作等身，撰《南巡盛典·金山》
写了《唐石经考》、《二十二史考异》（100卷）、《元史艺文志》、《潜揅堂文集》（50卷）、《诗集》（20卷）等几十种著作，被公认为有清一代经史权威、学界泰斗、文坛大家、诗词巨匠。谢墉，浙江一等第一名，历任编修、内阁学士、殿试读卷官、吏部侍郎、上书房行走、国史馆副总裁、四库全书馆总阅。另外，褚寅亮、王右曾等人也是著述甚多，成就很大。
以后第二、三、四、五、六次取中的士子，也是人才济济。像孙士毅，历任四库全书总纂官、云南巡抚、两广总督、吏部尚书、大学士。王昶，历任鸿胪寺卿、大理寺卿、左副都御史。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考取的士子中，不少人参加了《四库全书》的编辑工作，有些人还是重要人物，对编纂《四库全书》做出了突出贡献。仅据初步统计，名列四库全书馆任事官员的便有十六七位，他们是副总裁沈初，总阅官谢墉，总纂官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陆费墀，翰林院提调官冯应榴，武英殿提调官韦谦恒，总目协勘官程晋芳，纂修官、分校官金榜、王念孙、张培、鲍之钟、沈叔埏、杨揆、赵怀玉等。
南巡期间，乾隆还在苏州、杭州、江宁、嘉兴等地多次阅兵，检阅军队操练，整饬营务，对所到之地的地方官员予以考核奖惩升降。另外，他还游遍江南名胜，观古赏景，悦目怡心，赋诗唱和，题字留念，广写匾额。
六下江南，有得有失，有利有害。通过六巡，乾隆帝相当清楚地了解江南的官风民情，又大兴河工，广蠲赋税，礼遇致仕大臣，培植士子，宣扬了圣恩，对争取缙绅士民，安定江浙，保护百姓的身家性命财产，发展生产，丰富文化，创造和延续“大清全盛之势”，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开支确实十分巨大，每次南巡，历时四五个月，随驾当差的官兵一般是3000名左右，约需用马6000匹和船四五百只，还有几千名役夫，用掉了上百万银两，还给民间带来了极大的骚扰。乾隆对此也很了解，他在四十九年的御制《南巡记》里，既讲述了“西师”、“南巡”两件大事成功的原因，又明确指出，不具备君主之“无欲”、扈驾人员之“守法”、官员之“奉公”、民人之“瞻觐亲切”这四个条件，不可言南巡。过了十几年，他对南巡的劳民伤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
乾隆皇帝五次下江南的原因是什么
江南素以物产丰饶、人文鼎盛着称于世。自魏晋以来，北方战乱频仍，烟尘四起，江南却相对平静，为躲避战乱，北方人士纷纷携家南迁，寻觅一方能“躲避暴秦之桃源秘境”。
时光飞逝，到了两宋之交，由于面对北方游牧帝国的不断南侵，朝廷以及北方世家大族屡次衣冠南渡，他们带来了大量鼎彝重器、珍贵典籍，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命脉在锦绣江南一隅得以烟火传承而幸免灭绝。因此，江南的士风也一直甲于全国。
自南宋以来，“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传唱不绝如缕，河网密布、沃野千里的江浙一带自不必说，即便乾隆南巡必经的直隶、山东、安徽等地，几乎都是举重若轻的产粮重地。江南自古繁华，其地经济繁荣、农业发达，物产丰富，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粮仓”，亦是整个帝国的经济命脉所在。在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里，农业的发展与否直接决定了国之安危。
乾隆爷不厌其烦五下江南，似乎并不全是为了领略江南秀美的湖光山色，疑似另有一番深意。
江南地处大江大河之畔，自古水患为害甚烈，每到雨季，洪水泛滥，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威胁。洪水无情，淹没良田村镇，兹事体大，攸关社稷根基。因此，乾隆南巡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省视河道，督促地方筑堤作偃、摒除水患，清查、吓阻地方官员截留防洪专款，革除盐政积弊，保证农业安全增收、人民安居乐业。
清军入关后，一路摧枯拉朽、所向披靡，惟有在看似民风柔弱不武的江南遭受重创。以文人、书生为主的江南人士抱团顽强抗争，清军损失惨重，恼羞成怒，才有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烈的屠城事件。乾隆不辞辛劳、屡次下江南就是为延续大清立国之初定下的政策，借机寻访并招揽人才，收抚地方豪强大族，消弭民间反清情绪，尽力营造满汉一体的民族团结氛围，也算用心良苦。
这些治国大道理，只能做不能说，乾隆只能将它默默藏于心中，从未向外人提及。对于乾隆心里盘算拨弄着的小九九，善于揣摩上意的和珅却了然于胸，他心里跟明镜似的。每当有大臣上书劝阻乾隆南巡，和珅总是力排众议，力挺皇上再下江南。乾隆对这位善解人意的宠臣十分满意，于是将预备南下的诸般杂事全数交由和珅办理，每次都命他伴驾同游。
江南自古就有“鱼米之乡”的美称，是国家粮食供应的主要来源。同时江南也出了很多有名的学者，所以乾隆对此尤为重视，这也就是他之所以频繁下江南的原因。只可惜这些原因不能说，只有和珅体谅他，这也是和珅受宠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