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是有妻子的人，却是到后来却是要出家，在出家钱，对自己的妻子写了封信说道“放下你，非我薄情”，而为什么李叔同会出家的呢？而这个其中里面的真相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一起来看看弘一大师李叔同为什么出家到底如何吧。
弘一法师：李叔同
李叔同（1880—1942），又名李息霜、李岸、李良，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
李叔同是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他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后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后被人尊称为弘一法师。
1913年受聘为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后改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音乐、图画教师。1915年起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音乐、图画教师，并谱曲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首校歌。
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前驱，卓越的艺术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相结合的优秀代表，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最杰出的一位高僧，又是国际上声誉甚高的知名人士。李叔同是“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在多个领域，开中华灿烂文化艺术之先河。同时，他在教育、哲学、法学、汉字学、社会学、广告学、出版学、环境与动植物保护、人体断食实验诸方面均有创造性发展。
他把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推向了极致。作为高僧书法，弘一与历史上的一些僧人艺术家存有差异，如智永和怀素，尽管身披袈裟，但似乎他们的一生并未以坚定的佛教信仰和恳切实际的佛教修行为目的，他们不过是寄身于禅院的艺术家，“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知”，这完全是艺术家的气质与浪漫。
八大山人笔下的白眼八哥形象，讽刺的意味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画作实在为一种发泄，是入世的，并未超然。比之他们，弘一逃禅来得彻底，他皈依自心，超然尘外，要为律宗的即修为佛而献身，是一名纯粹的佛教大家。他是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所作词的《送别歌》，历经几十年传唱经久不衰，成为经典名曲。同时，他也是中国第一个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
卓越的艺术造诣，先后培养出了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一些文化名人。他苦心向佛，过午不食，精研律学，弘扬佛法，普度众生出苦海，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他为世人留下了咀嚼不尽的精神财富，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是中国绚丽至极归于平淡的典型人物。
弘一法师出家真相
出家的儒者
郁达夫说，杭州的特产有两样，一是夏天的蚊子，一是庙里的和尚。据郁达夫在西湖边上的观察，每隔五分钟，就可以看到“缫衣秃顶的佛门子弟，漫然阔步在许多摩登士女的中间”。
蚊子多容易理解，而寺庙究竟有多少呢?有人夸张地估计，民国时期，杭州的寺庙多达两千多所，而西湖更是寺院的丛林。
据说，南宋之前的西湖荒凉，人稀，却是和尚的福地。然后，香客来了，文人也开始与和尚交游。再然后，西湖就成了游人如织的景点。
尽管庙宇已经荡然无存，但说到虎跑寺，人们还会隐隐约约知道这是座名刹。事实上，它是西湖边上的大寺之一，高僧辈出，但能为普通人熟记的高僧却只有两位：圆寂在此的济公，还有在此剃度的弘一法师。
佛事鼎盛的杭州，有幸接纳了弘一的剃度，但这一剃度，却引发了千古争议，弘一为什么弃荣华、妻子如弊履，盛年出家?对此，人们提出了破产说、遁世说、幻灭说、政界失意说，还有弘一学生丰子恺的“三层楼”说，不一而足。
其实，诸如破产、遁世、幻灭等原因，只能算是浮在表层的影响因素而异，而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的儒者身份。
“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年轻的李叔同意气风发，也希望投身革命，先是追随康梁，而当辛亥革命胜利的时候，也欢欣鼓舞：“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1911年，他家的产业遭受了两次致命的打击，原因是辛亥革命引起的票号倒闭，这使得李家的百万资产荡然无存。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叔同对辛亥革命还是没有丝毫怨怼，只是发泄着河山光复的喜悦。
破产说和挫折说都认为，李叔同在家族企业的危机后生活困顿，同时因为缺少抗打击的能力而遁入空门。但事实上，他的财务状况并没有到如此不济的地步。
1917年，赴日学习音乐的刘质平经济拮据，向李叔同求援。此时的李叔同基本上靠薪金度日，因此，他从工资的一百零五元薪水中抽出二十元，寄往日本，资助过程直到刘质平学成归国。可见，工资度日已经绰绰有余，生活并不拮据。而从刘质平的角度看，如果不是知道老师有钱，他也是不会开口求援的。
事实上，李叔同的出家，还在于他的儒者身份，他有建功立业的念头，现实却丑恶卑劣，因此，又激发了他文化血液中的归隐思想。
辛亥革命结束后，军阀之间还在混战，南北之间更是吵得不亦乐乎，而许多士人谄媚逢迎。民国初年的气氛并没有想象中的美好，民主被空置，民生仍然凋敝，列强依然环伺……
儒家文化有“用行舍藏”的原则，李叔同在革命后期的幻灭中，就是遵从了这样的古训，所谓的“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是丑陋的，读书人看不破，但他们又是坚定的理性主义者，所以，士人可以在革命潮流中放声呐喊，一旦转到丑陋的政治运作，他们就会手足无措，产生“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慨时。这个时候，归隐，就是一条不错的选择。
在中国传统士人的视野里，隐，就意味着依佛傍老。而李叔同首先选择的，还是道家的归隐途径。所以，李叔同这位归国后常研读宋明性理之学的循循儒者，“后来忽然信了道教，案上常披着道教的经书。自己关起房来研究道学。”
弘一法师到底什么原因出家
在一般人看来，先生是一个富家子，又是艺术家，又是名教师。而且他与日本籍师母的爱情也很好。在我们毕业的那年先生还伴同她回娘家去洗温泉浴。现在突然地出了家，当然觉得奇怪，究竟为的是什么事？先生出家不久，她还到杭州来探访过他。
先生早年对革命是非常热忱的，他在另一首《满江红》词中也写道：“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何等悲壮，何等热烈！他为祖国，为群生，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等到清政府推翻，民国成立，终算革命成功了。但是目睹当时情形，从前封建皇帝固然不好，可现在军阀争权，各踞一方，连年战火，生灵涂炭。艺术家处在这样的恶浊的、悲惨的世界里，在那时候很可以躲进他自己的象牙之塔，过他逍遥自在的生活。但是先生要再起来革命，可力量单薄。于是苦闷、彷徨??先生的沉默寡言，就是他内心的表现。在具名为火头僧的《弘一律师在湛山》一文中引先生的话说：“??记得我年小时住在天津，整天在指东划西净说人家不对。那时我还有一位老表哥，一天，他用手指指我说：‘你先试试你自个！’”可见他年轻时是喜欢说话的，所以沉默不是他原来的个性，是吁磋默默，无言可说！这种沉默正是他寻找不到改变这个罪恶世界的途径和方法的一种表现。
先生以为造成这样悲惨罪恶的社会，完全是由于人们无穷的物质欲望和狭隘的自我执著所致。若欲根除此害，就非唤起人们的觉醒，把狭隘的小我扩大起来，博爱群生，普及物类不可。但在他的阶级局限下，寻找来寻找去，最后寻找到的途径与方法，却就是自己甘愿吃大苦，以苦行僧的意志和行动作现身说法，以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以救度群众出于这个恶浊世界。自然这只能是个幻想。
从前先生因患胃病，东西不能多吃。我有一次同他吃饭，他只吃了浅浅的松松的二小碗，大约不到三两米。后来他在美国杂志上看到断食可以强胃；日本也有同样的理论。所以先生在1916年到虎跑去尝试断食。以后，他在思想上发生了大大的变化，领会到人只要清静寡欲，确能增进智慧。先生在此以前，似乎并不接近佛教思想，因为在这期间，他还在写日本天理教经典，他后来送我的一本很小的天理教经，就在这时候写的。但先生并不是天理教徒，写这些或许是日本师母的关系。而且先主之所以要到虎跑去断食，完全是为了虎跑有好泉水（因在断食期间，须饮大量的泉水。先生曾经对我说，不吃东西，没有什么，倒是每天必须饮5磅泉水，真有点受不了），并不因虎跑有佛寺的关系而去的。可是这次断食以后，他的佛教思想渐渐地浓厚起来了。在学校宿舍里也挂起佛像来了，蒲团、数珠等也都有了。因此先生似乎寻找到了一条出路，以为要救中国，要度群生，非此不可。再加上夏丐尊先生的极端主义的促进，先生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说过，大意是：“夏居士说，像这样，倒不如索性出了家做和尚去。”在佛教中，“律宗”是比“禅宗”要严得多、难得多、清规戒律也多得多的。翩翩佳公子出身的他，却选择了“律宗”出家，已很不容易；不但如此，他还以更大的毅力，从研究“律宗”入手，使之重振起来。先生编著了《南山律在家便览》、《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等重要律部书籍。在厦门创设律学院，讲演律学。到青岛等处去宣宏律学，使700余年已失真脉的南山律宗，发扬光大。先生在抗日战争时厦门形势十分危急的时候，他还在律学院说教，他愿以身殉教，还引“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句以自豪。
他放弃了安适的生活，抛妻别子，穿破衲，咬菜根，过苦行头陀的生活，完全是想用“律宗”的佛教信仰，去唤醒那沉沦于悲惨恶浊的醉梦中的人群——尽管这注定要失败，但我们不能离开时代的背景，离开先生的经历，苛求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