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昉是北宋初年时期的名相，生于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年）。其父李超，曾在后晋担任工部郎中、集贤殿直学士，他的伯父右资善大夫李沼没有儿子，就把李昉过继到自己膝下。李昉沿袭中晚唐诗风余韵，效法白居易诗风，为“白体诗”代表人物之一。而李昉为人宽厚温和，不计旧恶，在相位时小心谨慎，没有显赫的名望。那么你想更加深入了解这位李昉吗？
李昉简介——北宋初年时期的名相
李昉人物简介
李昉（925年－996年2月22日），字明远，（《直斋书录解题》作明叔），深州饶阳（今河北饶阳县）人。五代至北宋初年名相、文学家。后汉干佑年间（948年）进士。累官至右拾遗、集贤殿修撰。后周时任集贤殿直学士、翰林学士。宋初为中书舍人。宋太宗时任参知政事、平章事。以特进、司空致仕，至道二年（996年）卒，年七十二，赠司徒，谥文正。
李昉效法白居易诗风，为“白体诗”代表人物之一。典诰命共三十余年，曾参与编写宋代四大类书中的三部（《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有文集五十卷，今已佚。
主要成就
李昉沿袭中晚唐诗风余韵，效法白居易诗风，为“白体诗”代表人物之一。
李昉家聚书多汉唐故事，进《开宝通义》200卷。太宗即位，加户部侍郎，参加修纂《太祖实录》等书。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擢参知政事，兼修国史。一生多在三馆就职，对图籍藏储和文献掌故较为熟悉了解。利用三馆丰富藏书，参与纂辑有大型类书《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册府元龟》，称宋代四大类书。因征引材料宏富，多古籍佚文，自汉代到宋初，多有失传之书，赖此得考见其原文。对保存古代文献资料有贡献。又开辟学馆，以延学士大夫，阅书不必见馆主，而下马入直读书。所居有园亭别墅之胜，书室坟籍环列四周，召故友名儒寓乐其中。[27] 他还曾参加编撰《旧五代史》，着有文集五十卷，已佚。《全宋文》辑有其文两卷，《全宋诗》录其有诗[28] 。《全唐诗》存诗1首，《全唐诗外编》补2首，《全唐诗续拾》补1首。
李昉 读音怎么拼写,李昉生平经历
李昉 读音：
[lǐ fǎng]
李昉生平简介
李昉生于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年)。其父李超，曾在后晋担任工部郎中、集贤殿直学士，他的伯父右资善大夫李沼没有儿子，就把李昉过继到自己膝下。李昉早年以荫补任太庙斋郎，选授为太子校书。
后汉干佑(948年—950年)年间，李昉登进士第，授职秘书郎。经宰相冯道引荐，与吕端一同任直弘文馆，后改任右拾遗、集贤修撰。
后周显德二年(955年)，李昉随宰相李谷出征淮南，担任记室。李昉掌管军中章奏，周世宗柴荣览奏后，喜爱其文才，等到看了他写的《相国寺文英院集》，更加喜欢李昉的诗，称赞他说：“朕知道这个人已经很久了。”李昉因病请求先回朝，李谷看着他说：“你来日的官爵禄位应当像我一样。”柴荣率军回师后，擢升李昉为主客员外郎、知制诰、集贤殿直学士。
显德四年(957年)，加史馆修撰、判馆事。同年冬，柴荣再次南征，李昉从征到高邮，适逢陶谷出使南唐，李昉在军中代理草拟诏书，被任命为屯田郎中、翰林学士。
显德六年(959年)春，李昉遭逢母丧。同年，周恭帝柴宗训继位，赐李昉金紫官服。
北宋建立后，李昉加职中书舍人。
建隆三年(962年)，李昉被罢职为给事中。
建隆四年(963年)，朝廷平定荆湘地区，李昉受命祀祠南岳，就近担任衡州知州。
干德二年(964年)，李昉被调回朝廷任职。陶谷诬告李昉替亲属谋求京畿令一职，宋太祖赵匡胤大怒，召吏部尚书张昭当面质问此事。张昭是名儒，性格耿直，在朝堂摘下自己的官帽，上前厉声说：“陶谷欺骗陛下。”太祖仍抱有疑意，将李昉外调任彰武军行军司马，住在延州以谋生度日。在三年内本应迁徙至内地，李昉不愿意。经宰相推荐，赵匡胤在开宝二年(969年)将李昉召入朝，再次担任中书舍人。不久，任直学士院。
开宝三年(970年)，李昉奉命主持贡举。
开宝五年(972年)，李昉再次主持贡举。秋季，在大明殿参加宴会，赵匡胤看见李昉坐次在翰林学士卢多逊之下，向宰相询问原因，宰相回答说：“卢多逊是学士，李昉只不过是个殿直罢了。”赵匡胤于是任命李昉为翰林学士，让他坐在卢多逊的上位。
李昉主持贡举时，他的同乡武济川预选。不久后，武济川在奏对赵匡胤时失当，李昉受牵连被贬为太常少卿，不久改判国子监。
开宝六年(973年)五月，李昉复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同年冬，判吏部铨选。当时，宰相赵普被卢多逊排挤，卢多逊多次向赵匡胤告发赵普的过错，赵匡胤向李昉询问此事，李昉回答说：“臣的职责是草拟诏书，赵普的所作所为，不是臣能知道的。”
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加李昉为户部侍郎，命他与扈蒙、李穆、宋白等同修《太祖实录》。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李昉随赵光义出征北汉。宋军回师后，李昉因功获授工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李昉改任文明殿学士。当时宰相赵普、宋琪任职已久，朝廷寻找能接替他们任职的人，李昉于宿旧大臣中最为突出，于是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同年十一月，赵普出镇武胜军，李昉与宋琪都被任命为平章事。不久，加监修国史，他建言恢复将时政记先进呈皇帝而后交付有关部门的惯例。
雍熙元年(984年)，朝廷举行郊祀，任命李昉为左仆射，李昉再三辞让，便加任中书侍郎。宋军北伐幽蓟地区无法取胜，朝廷派使者分赴河南、河东，征发百姓参军，每八个壮丁中抽取一人为兵。李昉等相继对赵光义说：“近来分派使者征发河南、河东四十多郡的百姓作为边境守备，是不得已的举措啊。但是河南的百姓一贯从事农业，不知战事，一旦征集起来，必然会导致动乱，如果百姓因此啸聚山林作乱，朝廷还必须剪除消灭。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河北的土地既被戎人(契丹)所困扰，河南百姓又作乱于民间，况且到了春季，此举妨碍农业耕作。陛下如果认为诏令已颁布，难以反悔，就应当再派使臣，严加戒令，所到之处少征发百姓，如果百姓情绪不安，就应该延缓此事，密令使者见机行事，才能免除后患。”赵光义赞许并采纳了李昉的意见。
端拱元年(988年)，百姓翟马周击登闻鼓上告，讼称李昉官居宰相，在北方有战争的时候，不作边备，只知赋诗宴乐。举行籍田礼完毕后，赵光义立即召贾黄中草拟诏令，贬李昉为右仆射，并严加谴责。贾黄中说：“仆射，是百官的表率和上级，实为宰相之任，现在李昉从工部尚书而迁任此职，不是黜贬斥责。如果说文昌政务简少，以均劳逸为借口，较为得体。”赵光义认为这个意见很好。恰遇契丹犯边，赵光义令文武群臣各自进献防御策略，李昉援引汉、唐先例，坚持认为应委屈己方与敌修好，停止战争、休养百姓，此建议为当时舆论所称许。
淳化二年(991年)，李昉以右仆射之职兼任中书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再次拜相。
淳化三年(992年)夏，天下发旱灾、蝗灾，又遇雨灾。当时李昉与张齐贤、贾黄中、李沆同为宰相，他们都以执政无能为由，上表请罪，赵光义未加以怪罪。
淳化四年(993年)，李昉因为家中连遭不幸，请求解除宰相职任，赵光义不允，并派张齐贤等宣谕圣旨，李昉才又上朝处理政事。数月后，李昉被罢为右仆射。之前，赵光义召翰林学士张洎起草诏令，任命李昉为左仆射，将其罢相。张洎说：“李昉官居治理政务的重任，却阴阳不调，不能决意引退，让他位处百官师长之任，怎么能表示陛下劝勉之意呢?”赵光义览奏后，便下令贬斥李昉，让他只任右仆射。
淳化五年(994年)，李昉年届七十，以特进、司空之职致仕归居，如遇朝会宴饮，令他居宰相班次之中，赵光义每年对他的赏赐愈发厚重。
李昉是怎么死的
至道元年(995年)正月十五，赵光义在干元楼观灯，召来李昉，命他坐在身边，把自己杯中的酒倒给李昉，并亲自拿水果点心赐给李昉。赵光义看见京师繁华，手指前面的街坊小巷及官府衙门，命近臣开拓为通衢长廊，于是谈论道：“后晋、后汉君臣昏暗，相互猜疑，枉屈陷害善良，当时百姓民不聊生，即使想准备宴席，哪里顾得上呢?”李昉说：“后晋、后汉的事情，臣都经历过，哪里能与圣朝同日而语呢?像现在这样天下清平，人民富康，都是陛下恭勤政事所致啊。”赵光义说：“勤政忧民，是帝王常事。朕不是因为繁华而高兴，而是因为百姓安居乐业而高兴啊。”于是对侍臣们说：“李昉奉事朕，两次进入中书省，从未做过伤人害物之事，今日应当如此享受，可以算作是善人君子啊。”
至道二年(996年)，李昉陪同赵光义祭祀南郊，礼毕入贺，因为拜舞仆倒在地，被台吏扶着离开。李昉在卧疾数日后去世，享年七十二岁。获赠司徒，谥号“文正”。（风水www.azg168.cn）
李昉与973年的“科场舞弊”案
960年的新年，东京汴梁少了往年春节的欢乐气氛，市民们表情严肃，来去匆匆。自周世宗半年前突然病故，京城上空就一直笼罩着不安的气氛。这种气氛似乎正越来越凝结成一片压向城头的乌云，或许会马上变成一场狂风暴雨，不少人正在惴惴不安地等待这一刻。正月初三，赵匡胤的大军开出汴梁，夜里京城卫戍部队不同寻常的调动似乎都在验证着一个传闻。传闻中，赵匡胤像10年前的周太祖郭威一样，将在这次令人疑窦丛生的出征中举行兵变。汴梁百姓在乱世中养成的政治敏感没有错，此时赵匡胤和他的军队正匆匆行走在由陈桥驿到汴梁城的路上。960年2月3日上午，许多文人或悲或喜地走进大宋历史的第一页，但是这其中却少了一个很重要的身影，他就是后周的翰林学士李昉。
李昉可能是这天上午惟一一个拒绝与叛军合作的后周大臣。作为973年北宋那场影响中国科举考试史的“科场舞弊”案的主角，这个李昉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李昉其人
李昉，这位曾深受周世宗器重的翰林学士，在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的当天，似乎并没有什么人关注。他在后周的地位虽然不如范质、王溥等顾命大臣更重要，但是作为翰林学士的他理应见证这一天的政治剧变。可令人不解的是，大部分宋代史料都没有记录李昉这一天的作为，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话语策略——史家对李昉的沉默，恰恰可能说明李昉的这一天是不为新成立的宋政权所接受的。而且更引起笔者怀疑的是，李昉在宋太祖赵匡胤执政的前十余年，确实可能遭到当局的“封杀”，政坛上很少听到他的声音，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赵匡胤篡周后，出于敷衍四方诸侯、保持政局稳定的目的，对后周的重要官员并没有撤换，可为何偏偏冷落了这位前朝的翰林学士？
北宋陈师道的《后山谈丛》卷四中记载了一条关于李昉的奇怪资料。说它奇怪，是因为我们找不到旁证来直接证明这条材料的真实性，但是它的合理性又不容忽视。
这则故事虽然简短，却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根据这段记载，李昉早就预见到赵匡胤可能谋反，但是他并不像后周宰相王溥那样去巴结赵匡胤（王宰相老早就送了赵匡胤一套房子，当作政治投资）。等到赵匡胤穿着件黄袍子大模大样地入主汴梁城时，这位心高气傲的李翰林也不像其他文人官员一样屁颠屁颠地去朝见新主子（同是后周翰林学士的陶榖不仅朝见，而且还恬不知耻地事先准备好周恭帝的禅位诏书，以讨好新政权）。在这发生兵变、改朝换代的特殊时期，李昉采取这种不合作态度是非常危险的。不仅如此，这个执拗的翰林学士被新政权贬了官后，故意慢悠悠地以散步的速度去上任，继续表现拒绝合作的姿态。赵匡胤让他骑马，他就故意骑驴，在交通工具的选择上也要摆明与赵匡胤对着干。后来召他回京，他又故意磨磨蹭蹭，仅在路上休病假就用去了三个月。当他终于以蜗牛般的速度踱进京城时，赵匡胤不仅没有怪罪他，反而表现出热烈欢迎的态度，这时候李昉才真正放下前朝大臣的架子，向新政权表达了自己的忠心。
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文人传奇，可以作为电视剧戏说的好素材。但是，读者大概很快就能从那段传奇经历中读出细节上的涂抹部分。这条材料的重点不在于马、驴和旅行速度的问题，这些细节极有可能是文人加入的自以为合理的想象，这条材料的重点在于李昉采取对赵匡胤政权不合作的态度，并因此付出代价。这个内核可以通过考察李昉在太祖朝的遭遇而获得证实。至于一些具体的问题，则不一定都是可信的。其实宋人已经开始对这条材料的细节表示怀疑了，如南宋汪应辰在为《后山谈丛》所作的跋中就公开表达了自己的疑惑。但这位曾经考中状元的汪应辰主要质疑了《后山谈丛》中李昉具体职务的变动，“俟他日详考”（《文定集》卷十二），并没有对李昉“不朝”赵匡胤提出什么有力的反驳，因为即使各种正史资料没有写李昉的“不朝”，但是也没有写他的“朝”，在没有具体史料反证的情况下，李昉“独不朝”事件被证伪的可能性不大。
李昉在北宋政权的头十来年一直过得不如意。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开宝四年（971年）五月他与御史中丞刘温叟等人商讨国家礼仪时，还只有“中书舍人”的头衔，这个时候北宋已经建立了十二个年头了；到了972年，有关李昉的记录才显示他已经是翰林学士了，而这正是他在陈桥兵变前的职位。可以说，在大宋头十二三年的时间内，李昉的官职一直属于超跌状态，大约直到972年前后才勉强回升到后周时的水平。不过即使又当上了翰林学士，李昉也没有获得宋太祖的信任。而开宝六年（973年）发生的一场科举考试舞弊事件，作为丑闻主角的李昉，更在事后受到了赵匡胤严厉的处分。
这是件怎样的案子呢？
可疑的“科场舞弊”案
北宋开宝六年（973年）三月的一天，宋太祖赵匡胤按照惯例会见当年新考取的进士。在这次接见过程中，赵匡胤“发现”有两个人好像是滥竽充数的“东郭先生”，于是就把这两个人清除出录取者的队伍。而似乎在同时，有位名落孙山的考生敲了“登闻鼓”，直接找皇帝状告主考官李昉在考试过程中营私舞弊。很快，考试被重新安排，在仕途上刚刚有点起色的李昉再次遭遇被贬斥的命运。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所谓的“科场舞弊”案却有着极大的正面效应——引发了中国科举考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对文人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科举考试产生于隋代，经唐代的发展演变，已经逐渐成为帝国选拔人才、更新官员队伍的重要方式。在科举考试中，主考官的地位非常重要。考试中登第的考生，一般都称为主考官的“门生”，而主考官就是所谓的“座主”。这些“座主”、“门生”在帝国的政治生活中往往会形成一定的利益共同体。为了防止这种权力或利益共同体对帝国政治产生负面影响，统治者一般要以法律的形式，对这种关系在政治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作用进行一些限制性规定。但是在“重情”的儒家法学思想下，这样的法律规定实际效果并不大。因此，这种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干部，并由此形成的权力或利益群体，与皇权一直保持一种奇特的若即若离的关系。
李昉刚刚重返帝国权力中心并成功地掌握了干部选拔权力，根据已往的经验，随着“门生”们渐次走入仕途，李昉在赵宋政权中的地位将会而变得重要起来。《宋史·李昉传》在记载这一事件时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它写道：“（开宝）三年，（李昉）知贡举。五年，复知贡举。” 这个说法明显错误，更多可靠的史料显示，李昉主持的是开宝六年的考试。关于“科场舞弊”的具体内容，《宋史》的记载很简单，只有短短几句话：“昉之知贡举也，其乡人武济川预选，既而奏对失次，昉坐左迁太常少卿，俄判国子监。”《宋史》出于为传主隐讳的目的，并没有直说李昉在这次考试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是却通过言语之间的阅读逻辑，强烈暗示了李昉有“用情”录取考生的嫌疑。这年三月，新录取的进士10人，诸科28人，到皇宫赵匡胤主持重要会议和政务活动的讲武殿向赵匡胤表示谢恩。在开宝六年之前，这样的接见与谢恩活动都是礼仪性的，没有任何考试性质，甚至连面试的性质也不具备。但是赵匡胤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固执地认为这近四十个人中有两个考生有问题，当场黜落了他们。当赵匡胤了解到被黜落两人中的一个竟然是李昉的同乡时，更加生气，主考官李昉的前景一片惨淡。而恰恰在这期间，有个叫徐士廉的落第举子击鼓鸣冤，告发李昉在进士考试中存在舞弊行为。赵匡胤接见了这位徐同学，在认真听取了他的控诉和改革科举考试的建议后，做了两件事：其一是挑选了195个落第举子，让他们和已经考中的那些人一起重新考试，然后赵匡胤在讲武殿“亲阅之”，共录取了129人，录取人数是原来的三倍多；其二，赵匡胤经过简单的调查，确认原来的主考官李昉主持考试不公，抹掉了他翰林学士的头衔，把他降为“太常少卿”。
这次考试的最大的得利者并不是徐士廉（他在重新举行的考试中金榜题名），也不是宋代著名文人柳开（他也在第二次考试中被录取），实际上最大的得利者是作为专制君主的赵匡胤。他通过这次重考，催生了科举考试中一级新的考试程序——殿试，把对文官的选拔权牢牢地掌握到自己手中。这之后，“座主”、“门生”的关系渐渐在专制政权体系中被淡化，考中的进士都可以自豪地称自己为“天子门生”了。从北宋开宝六年开始，殿试作为一级考试被逐渐制度化，乡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模式逐渐成为中国科举考试的基本形态。
李昉在这一事件中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宋史》本传讳言这段经历，显然把它当作传主的丑闻看待，而由于其他史料别有用心的话语构建，又使读者必然地产生这样两个密切相关的阅读印象：其一，李昉是个不公正、徇私情的官僚；其二，赵匡胤是个非常英明的君主。但实际情况是这样吗？宋太祖开宝六年的“科场舞弊”作为一个宋史中的常识性事件，其中有没有隐藏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一事件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之前的任何一位主考官身上，而是发生在经过赵宋政权十多年的“封杀”，刚刚在政坛上开始崭露头角，素以正直风节闻名的李昉身上？
对历史常识的解构
经过反复研读相关史料，笔者认为，发生在973年的“科场舞弊”案，本身极可能是个历史阅读的陷阱；李昉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是被史家有意无意地建构起来的。这一事件的真正得利者赵匡胤被官方史家们着意打扮成一个合格的“监考人”，似乎只有他才真正给了读书人公平的考试机会。但真实情况是否如此，我们不能轻信宋人倾向性的解说。
为了完整地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还是从唐代的科举考试谈起，那正是科举制度逐步完善的朝代。唐代科举考试只是文人走向仕途的第一步，一个考取进士的文人（通常称为“前进士”）最终能不能如愿以偿地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往往还要经过专门的吏部铨试。吏部铨试考四个内容，即所谓的“身、言、书、判”：“身”是看长得怎么样，有没有做官的仪表；“言”主要看语言表达能力，说话是否口齿清楚，思路是否清晰；“书”看字写得怎么样，将来能不能拿得出手；最后一项看“判词”写得怎么样，一方面考应用文写作能力，另一方面也考法律知识。这四项都过关了，一个有进士文凭的“前进士”才可以正式迈入仕途。
这种情况在宋代有了变化。此时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已促使社会由门阀政治向文人政治转型，赵匡胤有意抑制功臣贵戚家族势力的膨胀；天下初平，也需要大量的干部作补充，因此整个太祖朝的文人官员还是比较匮乏的。笔者曾对北宋欧苏时代的科举情况做了研究，发现彼时虽然文官数量已经相当庞大，但中了进士的文人往往还是可以直接授以官职。揆之以情，宋初的进士入仕应当远较唐代宽松。宋初中进士的人并不多，皇帝往往要亲自接见一下，看看这些未来的帝国服务者到底怎么样。正如前文所说，这样的接见往往只是礼仪性的，一直到开宝六年以前，士人选拔权还由于传统制度的规定，并没有被赵匡胤抓到自己手中。
赵匡胤本来就对李昉抱有成见，虽然自己压制了他十几年，但心中未必就了无芥蒂。开宝六年这批新进士和其他诸科登第考生前来拜见时，他居然一眼就看到其中有两个人“材质最陋”，一个是进士武济川，一个是三传刘浚。而且这两个人在回答赵匡胤的问话时“应对失次”，更加引起赵匡胤的不满，结果把他们淘汰了。史料记载往往要强调一下武济川与李昉有同乡关系，故意引发读者的联想。但当我们回到事件本身，就会发现这是历史叙事在这一事件上呈现给我们的修辞陷阱。要破解这个陷阱，我们先要看看赵匡胤在这次会面中扮演的角色。他一次要会见三四十个人，以往都是礼仪性的活动，但是这次他不知为何，居然担任其吏部的铨选职责，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考察了这批考生的“身”、“言”两个重要的入仕指标。这样的考察具有比较大的随意性，如果说“言”或许能看出此人的才能，但是“身”这一部分便完全属于感官印象了。以外表去衡量一个人的才能，当是古代品人的一种偏见，特别盛行于魏晋时期。而到了被学者称为开“近世”风气之先的宋代，这一套把戏早应该被淘汰了。
估计很多读者会认为“材质”一词是指才能的意思。这正是笔者考察这条史料的突破点。“材质”作为开宝六年“科场舞弊”案的关键词，在后来的传播过程中，内涵被慢慢地转移了。我们不妨考察一下这两个字本身的词义，以及它在赵匡胤会见38名考生的特殊语境下所可能呈现出来的意义。“质”字如果用在人的身上，首先指的是人的形体、外貌等，属于物质层面的内容。宋人王谠在《唐语林》中写道：“见其人，质清秀，复览其文卷，深器重之。”很明显“质”是外在的，与一个人的文采是分开讲的。这种可以由外在表现观察的“质”，也可引申出“素质”、“禀性”的意思，但是此层面的“质”必须在较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得出判断。关于“材”字，我们也不能马上把它与“才能”、“才学”的“才”等同起来，它实际上有“资质”、“本能”之意。“材质”连用，确实常用来指内在的东西，但是也有一种外在直观把握的意思在。赵匡胤在讲武殿对武济川的不满，更多就是这种通过外表作出的判断。而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以貌取人，通过短暂的会面就做出“材质最陋”的判断，往往是不可靠的。比较有趣的是，据宋人潘自牧看到的材料，只有“进士武济川等人质最陋”的记录，里面干脆没有使用那个容易使人联想的“材”字。当然，武济川“材质”低下的另一个证据是他“应对失次”，大概意思是他在回答赵匡胤的问话时语无伦次，或者极不得体。言语表达能力也是唐吏部录取公务员的一项指标，但李昉做的是礼部考官，即使出现了“应对失次”的情况，似亦不应由他负责。官方的历史记录偷换了“材质”与“才能”的概念，又把“言语能力”和“才能”联系起来，必然指向李昉所主持的考试值得怀疑，暗示考生与考官之间存在默契。这种默契是被历史书写者建构起来的，当我们寻找建构的根据时，无非还是“材质最陋”、“应对失次”八个字，这种循环论证是御用史家常用的把戏。
另外，落榜考生徐士廉“击登闻鼓”事件发生的时间也很重要，它与赵匡胤黜落“材质最陋”的两名考生之间有什么样的逻辑关系？不少史料在写完赵匡胤黜落“材质最陋”的武济川、刘浚时，写道“会进士徐士廉等击登闻鼓”，用一个“会”字模糊了一个重要情节，即徐士廉击鼓鸣冤是在黜落武济川之前还是之后？“会”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二者不期而遇、同时发生，这也构成证明李昉科场舞弊的证据链，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李昉就在这种暗示中被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根据笔者对北宋几次所谓“击登闻鼓”事件的初步考索，发现这样的事件往往隐藏着朝堂斗争的背景。笔者没有证据证明徐士廉的真实背景，但是如此公然地反对主考官，至少与赵匡胤黜落武济川的行动有着逻辑关系，虽然史臣使用了一个“会”字，但是那登闻鼓在武济川被黜落后响起，才更符合历史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