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衍是北宋时期的名臣，字世昌，谥正献，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后以太常博士提点河东路刑狱，据实平反了许多冤狱，深得朝廷赏识。杜衍为政严谨细密，不用严刑来督责官吏，但官民也畏惧他的清廉严整。仁宗召他为御史中丞，兼摄吏部。后升任同知枢密院事，改任枢密副使。而杜衍善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两宋名贤小集》收有《杜祁公摭稿》一卷，《事文类聚·前集》、《苕溪渔隐丛话》、《式古堂书画汇考》等书也有收录。《全宋诗》录有其诗。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位杜衍吗？
杜衍简介——北宋时期的名臣
杜衍人物简介
杜衍（978～1057）北宋大臣。字世昌，谥正献，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大中祥符元年进士。历仕州郡，以善辨狱闻。仁宗特召为御史中丞，兼判吏部流内铨。改知审官院。庆历三年任枢密使，次年拜同平章事，为相百日而罢，出知兖州。以太子少师致仕，封祁国公。杜衍诗，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两宋名贤小集》所收《杜祁公摭稿》一卷为底本，参校《事文类聚》前集（简称类聚）、《苕溪渔隐丛话》（简称丛话》等书。另从《式古堂书画汇考》等书中录诗十四首。衍善诗，兼工书法，正、行、草书皆有法，为世所重。《宋史》卷三一○有传。
逸闻趣事
杜衍为政清廉，平时从不营殖私产，以至于致仕后，连几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只好寄居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市）的回车院。宋代各地都建有回车院，有的作为官员卸任后等待接任者到来的临时住所，有的作为驿站，相当于官员招待所。杜衍在回车院一住就是十年，吃住简陋，却从无抱怨。杜衍不好酒，即便有客造访，也不过“粟饭一盂，杂以饼饵，他品不过两种”（宋代郑景望《蒙斋笔谈》），简简单单，丝毫没有玉食笙歌的做派。
杜衍一向为人低调，退休后的他，更是朴实如田夫野老，有人劝他着居士服，他却说：“老而退休，哪能以高士自居呀！”他或出游，或读书，或吟诗，还开始练习草书，追求精神的丰富，不追求物质的奢华，过着清贫自乐的生活。去世时，戒其子努力忠孝，以一枕一席装殓，用小的墓穴低矮的坟冢来安葬。他曾自作遗疏：“不要因为长久平安而忽略边防，不要因为已经富裕就轻视财产的节用，应当尽早确立太子，来安定人心。”言语中并未谈及私事。
然而，低调做人的他，在退休的日子里却发生了两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据宋代朱彧《萍洲可谈》记载，一次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市）举行宴会，杜衍应邀出席。酒席筵前，杜衍戴着居家便帽，穿着深色便装，端坐一隅，不作声响。
当时，有位本路的“运勾”到。大家纷纷向他打招呼。运勾少年得志，见只有一位老头既不打躬又不作揖，像钉子一样钉在凳子上不动，不禁火冒三丈，厉声问：“足下前任甚处？”杜衍头也不抬，轻声回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年轻的官员顿时面红耳赤，呆若木鸡。
还有一次，一位新科进士被朝廷安排到边关出任副职，路经应天府，知府王举正得知他才华出众，年少登科，估计前途无量，便把府里那些“牙兵宝辔旌钺”全部安排出来，为这位新贵禁卫开路。应天府的街道上顿时热闹了起来，只见彩旗飘飘，鼓声阵阵，场面盛大，引得老百姓侧目围观，纷纷猜测这是哪位朝廷要员来视察。
正好杜衍出门归来，与新贵的队伍狭路相逢，无路可避，杜衍便拉下帽檐，竖起衣领，放慢马步，靠边让路。两个仆人也拉住马，停于路旁。然而，新贵却因杜衍一行没有下马而十分恼怒，没好气地问身边的随从，这是谁呀？随从回答，这是已致仕的宰相杜太师。
杜衍草书《仲冬严寒帖》
杜衍（978年—1057年3月17日），字世昌。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北宋名臣。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杜衍登进士第，补扬州观察推官，历知干、扬、天雄、永兴、并等州军，以善辨狱闻。宋仁宗特召为御史中丞，兼判吏部流内铨，后改知审官院。宝元二年（1039年），复知永兴军。庆历三年（1043年），任枢密使。庆历四年（1044年），拜同平章事，支持“庆历新政”，为相百日而罢，出知兖州。庆历七年（1047年），以太子少师致仕，累加至太子太师，封祁国公，退居南都共十年。
嘉佑二年（1057年），杜衍去世，年八十。追赠司徒兼侍中，谥号“正献”。
杜衍善诗，工书法，正、行、草书皆有法，为世所重。《两宋名贤小集》收有《杜祁公摭稿》一卷，《全宋诗》录有其诗。苏轼说他:"正献公晚乃学草书，遂乃一代之绝，清闲妙丽，得晋人风气。"
释文：
更蒙宠惠珍果新鲜 皆奇品也 只是荔子道中暑雨 悉多损坏 至可惜五六千里地 不易至此 为感固可知也 别无奇物表意 早收得蜀中绝妙经白表纸四轴寄上 聊助辞翰 至微深愧 衍又拜新茗有四銙者至奇 近年不曾有 珍荷（风水www.azg168.cn）
杜衍：百日宰相 百世崇仰
北宋著名政治家杜衍，人品高，官风正，能力强，所至政声皆佳，特别是在庆历新政中为相，虽仅120天，史称“百日宰相”，却最受时贤和史家颂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赞美杜衍与“古之良宰相者无异焉”；南宋史学家洪迈将杜衍与唐代名相褚遂良、张九龄、裴度和宋代名相赵普、寇准等并列，称之为“一代宗臣”。
庆历新政，砥柱中流
谈到庆历新政，大都以为范仲淹、欧阳修为主。实则在宋人眼中，杜衍才是庆历新政主要也是最高领导者。宋神宗熙宁年间，陈师锡任监察御史，在奏言中，就希望宋神宗像宋仁宗“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以成庆历、嘉佑之治”一样，“以兴治功。”宋神宗“善其言。”陈师锡所指，包括了宋仁宗两个时期的治功，一为庆历之治，一为距庆历新政11年之后的嘉佑之治。嘉佑之治，富弼、韩琦主之；庆历之治，杜衍、范仲淹主之。宋神宗一生都在革新，更是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他与陈师锡这次对话，距庆历新政不过20余年，其准确性当属无疑。
在庆历新政期间，范仲淹的职务是参知政事，富弼和韩琦的职务是枢密副使，欧阳修的主要职务，先是知谏院，后是河北都转运使、权真定府，已不在朝廷。范仲淹和富弼虽受宋仁宗委任，具体主持新政的制订和实施，但这期间，他们头上还有三位宰相：章得象、晏殊、杜衍，章得象和晏殊均不支持新政。晏殊在新政急需言官造势的关头，故意将知谏院的欧阳修由朝廷外派地方。章得象尤为阴毒，既授意几个追随他的言官攻击范仲淹和富弼，又暗中使坏，最终误导宋仁宗罢掉范仲淹参知政事之职，而以范仲淹的政敌宋庠代之。唯有杜衍对新政积极支持，热情参与，特别是在范仲淹和富弼被流言所污，被迫离京，而宋仁宗又开始动摇，想免去范、富二人政事之时，偌大一个中央朝廷，唯杜衍一人，砥柱中流，充分利用其宰相和枢密使的地位、职权和影响，对变革和变革者“独左右之。”范仲淹和富弼相继于庆历四年六月、八月外出任宣抚使，自此到庆历五年正月新政戛然告终的七个月时间里，只有先任枢密使，后又升任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的杜衍和枢密副使韩琦在京。显然，所谓庆历新政，最后的也是其整个历程的近一半时间，主要主持者就是杜衍。
“杜衍不可”，青史生辉
范仲淹和富弼拟定的新政十项内容，核心是改革吏治，革新吏治的核心，则是抑制侥幸。而侥幸的根源，却是皇帝的“恩降”。吏治昏乱和腐败，竟由皇帝带头！很显然，要刹住这股歪风，作为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干不了，作为枢密副使的富弼和韩琦更干不了，唯有宰相兼枢密使的杜衍了。杜衍当仁不让，大义凛然地和皇帝叫上了板。宋仁宗一方面批准新政，下诏要“明黜陟，抑侥幸”，一方面又继续皇恩浩荡，“多恩赐，请求无不从”。杜衍针锋相对，举凡皇帝批的任官条子，一律挡住，拒不执行，等积累到十几张，便径直交还给皇帝。宋仁宗有个重要姻亲，想求一官，宋仁宗碍于情面，批条恩准。杜衍头天见到御批，第二天一上朝，就拿着条子质问宋仁宗：“昨日何忽又降此批？”宋仁宗心内有愧，只好说：“卿止勉行此一批，盖中有无可奈何者。”语中颇含乞求。皇帝已这样了，宰相杜衍却原则依旧，“正色奏曰：但道杜衍不可！”宋仁宗只得将自己的御批收回作罢。后来，宋仁宗凡遇私下向他讨官者，都要说：“朕无不可。但这白须老子不肯！”白胡子老头儿，即指杜衍。宋仁宗曾对欧阳修感叹道：外间都知道杜衍封还我批出的任官条子吧？其实，我在内宫，有向我请求恩泽的，我常常以“杜某不答应”而拒绝，这种情况，比杜衍封还我的条子还要多。在抑制侥幸方面，杜衍“助我多矣！”
从此，杜衍拒“恩降”，遂成为吏治史上的经典，被广为传颂和取鉴。南宋高宗时，一次“内降差除四人”。殿中侍御史周葵奏言：“愿陛下以仁祖为法，大臣以杜衍为法。”宋宁宗时，国子录王介上疏批评当时任免官员“悉出内批”，称赞“杜衍为相，常积内降十数封还”。宋理宗淳佑二年，杜范任右丞相，“时亲王近戚多求降恩泽”，杜范“引前朝杜衍例”，将皇帝此类内批“皆封还。”
庆历新政“明黜陟，抑侥幸”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向各路（约相当于今天的省）选派转运按察使，由其选任该路的知州，再由知州选任该州的知县，将原来不称职的州、县官一律罢免。范仲淹为了选好转运按察使，严审预选名单，将不合格者一笔勾掉。富弼觉得范仲淹搞得过于严格，建议道：您一笔勾去很容易，可被勾者一家人会因此而哭呢。范仲淹反问：“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坚持标准不放松。这个故事，一直传为吏治美谈，近年来更被一些文章频繁援引。但范仲淹“明黜陟”，是以副相的身份审查、敲定省级干部任命，把关虽严，却是居高临下，挥笔即定。杜衍“抑侥幸”，则是直面皇帝，以下纠上，要冒天大风险，没有极大的担当精神和超人的胆识勇毅，不能为，也不敢为。“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固然掷地有声；“但道杜衍不可！”却尤令青史生辉。
新政骨干，“扶持树植”
杜衍为相，“能以天下之材为天下用”（曾巩语）。当“豪杰魁垒”之士遭“邪者恶之，庸者忌之”时，独有杜衍“唱而助之”，百般呵护，使其“皆若素由门下以出”，与之一起力行新政，辅佐人主“致天下治”。当英才们备遭庸众排挤诽议，杜衍“复毅然坚金石之断，周旋上下，扶持树植，欲使其有成”。实在无力回天，“则引身而退，与之俱否”。
范仲淹因力揭宰相吕夷简弄权误国，深深得罪吕夷简，被贬官数年。好不容易被起用知延州，负责西北边事，又因在处理西夏问题上，被朝中大臣误解，让政敌找到了攻击的话柄。吕夷简为相20多年，手段阴狠老辣，私下怂恿参知政事宋庠，在皇帝面前恶毒诬陷范仲淹，说：“范仲淹可斩！”时为庆历元年，杜衍正任枢密副使，力为范仲淹辩解，曰：“仲淹之志出于忠果，欲为朝廷招叛虏耳，何可深罪？”义正词严，与宋庠“争之甚切。”宋庠辩不过杜衍，以为吕夷简会帮他说话。岂知吕夷简已被杜衍的正义和正气震慑，一直“默然，终无一语。”直到宋仁宗问他的意见，才开口说道：“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责而已。”范仲淹这才得免大难，要不然，就不会有两年以后的庆历新政，也不会有著名的《岳阳楼记》。
庆历新政的积极参与者，都是名副其实的热血君子，以天下为己任，而不顾其他，同是为国为民，对具体的人和事，却常有不同看法，往往争得面红耳赤，不依不饶，乃至出语伤人。诸人中，杜衍官位最高，年龄也最长，大范仲淹11岁、孙甫20岁、欧阳修29岁。诸人素常对杜衍既敬仰，又感恩，以父辈事之。但在议论和处理军国大事上，范仲淹、欧阳修、孙甫曾误解过，乃至恶语伤害过杜衍，杜衍均不计较，照样真诚关爱，呵护有加，情怀之博大，境界之高迈，在华夏数千年政治家中，堪称一流。
庆历四年，范仲淹以参知政事的身份，宣抚陕西、河东，误以为辽朝将发兵侵宋，欲发大兵备之。杜衍时任枢密使，不同意范仲淹的判断，认为辽兵绝不会来，宋兵不可妄出。范仲淹发怒，与杜衍“争议帝前，诋衍，语甚切。”此前，范仲淹一直“以父行事衍”，如今竟然当着皇帝的面，这般放肆无礼，如对仇雠，这要放在一般人，肯定要对范仲淹打击报复，至少也要记仇怀恨，断绝交往，杜衍却“不为恨”。特别当退朝以后，范仲淹牛脾气继续发作，力争不已。而事实很快就明了：辽兵根本就未动，杜衍拒不发兵，绝对正确。即便如此，杜衍对范仲淹仍关爱如初。
较之范仲淹，欧阳修更曾多次“触犯”杜衍。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年），杜衍已去世六年，欧阳修于这年所作《跋杜祁公书》中，深情怀念与杜衍的初次相见：“公当景佑中为御史中丞，时余以镇南军掌书记为馆阁校勘，始登公门，遂见知奖。”然而，欧阳修给杜衍送上的见面礼，却是一枝带着利刺的玫瑰。时在宋仁宗景佑二年（1035年），杜衍刚任御史中丞，征辟石介为御史台主簿，石介还未到任，他的一封上疏已得罪皇帝，朝廷因此撤销了对他的征召。欧阳修是石介的挚友，此时刚任馆阁校勘，竟然写信给杜衍，指责杜衍未能替石介辩护，言辞颇为激烈：“介一贱士，用之当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举动也。”这年欧阳修29岁，杜衍58岁。欧阳修入仕才数年，刚由地方进京，仅为从七品的低级小官，杜衍则是从三品的大官高官，为人为政，早已名动朝野。从哪方面说，欧阳修都有些冒失，言辞明显过头而且失礼。杜衍虽不同意欧阳修的批评，对其勇于言事的精神，却很是欣赏，两人从此结下浓厚的师生之情，“久而愈笃”。
庆历新政期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欧阳修也常与杜衍意见相左。如在处理边将滕宗谅、张亢使用边费不当问题上，杜衍力主重惩，欧阳修和范仲淹则坚决反对，认为两人没错，最后只好折中，给了两人较轻的处罚。在如何对待辽朝驸马刘三嘏叛辽投宋问题上，欧阳修和几位宰相都主张厚待之，“以诘契丹阴事”。杜衍则主张拒不接纳，纳之于国不利。最后杜衍获胜，将刘三嘏遣返辽朝。从当时军国大局来看，杜衍的意见，无疑要比欧阳修和范仲淹等正确得多。杜衍去世后，欧阳修在为杜衍所作墓志铭中，对杜衍立朝“善决大事”，也是由衷佩服。而杜衍也从未反感过欧阳修一次又一次的“冒犯”，总是以长者之态，谅解之，关爱之。欧阳修对此，感慨颇深：“公之知人推奖，未有若修之勤者；修遇知己，未有若公知之深也！”
孙甫一直被杜衍看好，在其还只是个知县时，以刑部侍郎知永兴军的杜衍，即将其辟为司录，事无大小，都放心地交其主办。如此信任，孙甫却不领情，以为杜衍小瞧了他，竟耍起牛脾气，说什么“待我如此，可以去矣！”杜衍得知，就再不拿小事烦他了。而且愈发器重他，主动与之结为忘年交，高兴地说：“吾辟属，乃得益友。”杜衍升任枢密副使后，又举荐孙甫为秘阁校理。不久，保州发生兵变，孙甫按循职问责的思路，上言：“枢密副使当得罪”，应向杜衍问责。重用之，屡荐之，得到的回报却是“不少假借”，要朝廷处罚知己。这要放在别人，能不恨之入骨，报之以牙还牙吗？杜衍却不，他因此更看重孙甫的“鲠亮不私”。秘阁校理为朝廷谏官，职在言事，孙甫一心为国，言事不避不忌，敢于碰硬。宋仁宗欲任陈执中为参知政事，孙甫与同事蔡襄争着上言阻止，曰：“执中刚愎不才，若任以政，天下不幸！”孙甫又指斥皇帝近臣丁度言事怀私心，“请属吏”，要宋仁宗予以严惩。陈执中和丁度人品既差，又是庆历新政的反对派，岂能容得孙甫等人如此？立即予以回击，在皇帝面前极言孙甫和蔡襄之短，两人被逼，只得请求外任。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事下中书省，杜衍时任宰相，在其影响下，中书省以谏院缺人为由，上奏皇帝，留二人继续担任谏官，宋仁宗听罢，不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杜衍回到中书府，立即召吏员拟就剳子：令蔡襄、孙甫照旧供职。按程序，剳子须几位宰相和参知政事都署名，方能执行。杜衍和另一位宰相章得象署名后，吏员拿着剳子请参知政事陈执中署名，陈执中恨透了孙甫和蔡襄，拒不署名，还说：刚才皇上并无明确旨意，应当再次上奏，怎能着急如此！话语中，明显露出阴狠和威胁。吏员回来告诉杜衍，杜衍已觉察到宋仁宗轻信了陈执中和丁度的谗言，再奏必遭否定，本想利用一下皇上刚才的暧昧态度，尽最大可能保护孙甫和蔡襄，可惜其间苦衷，竟被陈执中识破。只得取过剳子烧了。杜衍不知道，就在此时，被谗言搞昏的宋仁宗，已对范仲淹和富弼及其主持的新政心生反感，而杜衍又处处庇护二人，所以，正一面下诏罢免范仲淹和富弼宰辅职务，一面正令翰林学士院锁院草制，罢免杜衍的宰相之职，贬官地方。执笔者，正是被孙甫刚痛斥过的翰林学士承旨丁度。第二天，杜衍就被贬为尚书左丞，出知兖州，而且“即日发遣”，不容在京城稍留。杜衍既已遭贬，孙、蔡二人再也无人救援，很快，蔡襄就被贬福州，孙甫被贬邓州。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随之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