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是中国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军事家。与解缙、杨慎并称“明代三大才子”。徐渭自幼聪慧，文思敏捷。且胸有大志。参加过嘉靖年间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和反对权奸严嵩，一生遭遇十分坎坷，可谓“落魄人间”。而明清两代，出现过不少多才多艺的文人。不过象徐文长那样，在诗文、戏剧、书画等各方面都能独树一帜，给当世及后代留下深远影响的，却也颇为难得。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位徐渭吗？
徐渭——明代文学家、书画家、三大才子之一
徐渭人物生平经历
徐渭，明朝人，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城大云坊的官僚世家，父徐鏓，母为侍女小妾，少年时天才超逸，入徐氏私塾读书，“六岁受《大学》，日诵千余言”“书一授数百字，不再目，立诵师听。”。 十岁仿扬雄《解嘲》作了一篇《释毁》，性格豪放，“指掌之间，万言可就。”二十岁时成为生员，嘉靖二十年（1541年）娶同县潘克敬女为妻，接下来八次应试不中，“再试有司，皆以不合规寸，摈斥于时。”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在山阴城东赁房设馆授徒，40岁才中举人。与萧勉、陈鹤、杨珂、朱公节、沈炼、钱鞭、姚林、诸大绶、吕光升号“越中十子”。后来为浙闽总督作幕僚，曾入胡宗宪幕府，一切疏计，皆出其手，又出奇计大破徐海等倭寇。
一日胡宗宪于舟山捕获白鹿，徐渭撰《进白鹿表》、《再进白鹿表》、《再进白鹿赐一品俸谢表》等并献于朝中，视为祥物，“上又留心文字，凡俪语奇丽处，皆以御笔点出，别令小臣录为一册”，学士姚汾等对徐渭文章大为赏识。又代作《贺严公生日启》，吹捧奸相严嵩。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胡宗宪以“党严嵩及奸欺贪淫十大罪”被捕，狱中自杀，徐渭作《十白赋》哀之。李春芳严查胡宗宪案，徐渭一度因此发狂，作《自为墓志铭》，以至三次自杀，“引巨锥刺耳，深数寸；又以椎碎肾囊，皆不死。精神几近失常，几近癫狂。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在发病时杀死继妻张氏，下狱七年。狱中完成《周易参同契》注释，揣摩书画艺术。
万历元年（1573年）大赦天下，为状元张元汴等所救出狱，出狱后已53岁。
从此潦倒，痛恨达官贵人，浪游金陵、宣辽、北京，又过居庸关赴塞外宣化府等地，教授李如松兵法，结识蒙古首领俺答夫人三娘子。
万历五年（1577年）回绍兴，注释郭璞《葬书》。
徐渭晚年以卖画为生，但从不为当政官僚作画，“有书数千卷，后斥卖殆尽。畴莞破弊，不能再易，至借稿寝”，常“忍饥月下独徘徊”，杜门谢客，其中只在张元汴去世时，去张家吊唁以外，几乎闭门不出， 最后在“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 的境遇中以73岁高龄结束了一生。死前身边唯有一狗与之相伴，床上连一铺席子都没有，凄凄惨惨。
细述生平
明清两代，出现过不少多才多艺的文人。不过象徐文长那样，在诗文、戏剧、书画等各方面都能独树一帜，给当世及后代留下深远影响的，却也颇为难得。他的诗，袁中郎尊之为明代第一，他的戏剧，受到汤显祖的极力推崇，至于绘画，他更是我国艺术史上成就最为特出的人物之一。郑板桥对徐文长非常敬服，曾刻一印，自称“青藤门下走狗”；近代画家齐白石曾说：“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亦快事故。”吴昌硕说：“青藤画中圣，书法逾鲁公。”徐渭在《书谢时臣渊明卷为葛公旦》中指出：“……画病，不病在墨轻与重，在生动与不生动耳。”
才名早扬屡试不售
徐文长，名渭，文长是他的字。又号青藤山人、天池生、田水月等。明正德十六年（1521）出生于山阴（今绍兴）一个趋向衰落的大家族。他的父亲徐鏓做过四川夔州府的同知，原配童氏，生下徐淮、徐潞两个儿子，继娶苗氏，不曾生育，晚年纳妾生下徐文长，在文长出生百日后就死了。此后徐文长由嫡母苗夫人抚养到十四岁，苗氏死后，随长兄徐淮生活，直到二十一岁入赘潘家。虽然出生在官僚家庭，但徐文长早年的生活并不愉快。他的生母是个婢女，在家中自然毫无地位。嫡母苗夫人将徐文长当作亲骨肉抚养，寄予期望；但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吧，在文长十岁那年，苗夫人就把他的生母逐出了家门。幼年夺母，对徐文长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虽然二十九岁那年他得以把母亲接回自己家中，但直到垂暮之年，他仍然不能忘怀这件事情。由于徐文长是庶出，而两个嫡出的哥哥又比他年长二三十岁，所以徐文长在家中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年青时考秀才未取，在给督学官员要求复试的上书中这样说道：“学无效验，遂不信于父兄。而况骨肉煎逼，箕豆相燃，日夜旋顾，惟身与影！”显得很悲愤。成年后家道中衰，徐文长入赘妇家，生活当然也不那么自在。一个机警敏感的人，在如此坎坷的境遇中长成，自然容易养成执拗和偏激的性格。 徐文长生性极为聪慧。他六岁读书，九岁便能作文，十多岁时仿扬雄的《解嘲》作《释毁》，轰动了全城。当地的绅士们称他为神童，比之为刘晏、杨修。二十来岁时他与越中名士姚海樵、沈炼等人相交往，被列为“越中十子”之一。沈炼曾夸奖他说：“关起城门，只有这一个。”据说在一次酒宴上，主人有意为难徐文长，指着席上一件小东西请他作赋，暗中却命童仆捧上丈余长的纸卷。徐文长立身把笔，一气写尽，惊倒了满座的人。另外有一个关于徐渭的小故事，也能凸显他的聪明才智，在他年幼时，还在上私塾，老师看他聪明伶俐，便要考考他，让他拿着两个水桶去汲水，期间要度过独木桥，当时徐渭尚小，力气也不足，自是困难，但是塾师看见徐渭高兴地抬水回来，惊问方法，他高兴地说：把水桶放水里自然轻松多了！当时尚无浮力一说，文长的聪敏，让老师大加赞赏。
自幼以才名著称乡里的徐文长，一向颇有些自负自傲，对功名事业充满了向往，然而在科举道路上却屡遭挫折。二十岁那年，他结结巴巴地考中了个秀才，此后一次又一次参加乡试，直到四十一岁，考了八次，始终也未能中举。其间二十六岁时丧妻，从潘家迁出，以教书糊口；三十七岁时应胡宗宪之邀，入幕府掌文书。徐文长在科举中一再失败，并不是偶然的。他暮年作《自作畸谱》，还特地记下了六岁入学时所读的岑参《和贾舍人早朝》诗句：“鸡鸣紫陌曙光寒”，流露出无穷的人生感慨。
从戎幕到牢狱
徐文长通常给人以恃才纵诞的印象，不过他也是一个关心社会政治，富有爱国热情的人。嘉靖时期，东南沿海遭受倭寇的频繁侵扰，由于兵备松弛，官吏无能，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惨重损失。徐文长一方面以诗歌对此进行尖锐的抨击，一方面满怀热忱地投入到抗倭战争中。他虽然身无一职，却几次换上短衣，冒险随军队来到前线，观察形势，然后记录下战事的经过，分析成败的原因，向有关官员提出破敌的方略。这些文章大都写得比较切实，不同于一般的书生议论。
嘉靖三十六年（1557），徐文长以才名为总督东南军务的胡宗宪所招，入幕府掌文书。这是徐文长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期。入幕之初，他为胡宗宪作《进白鹿表》，受到皇帝的赏识。自此胡宗宪对他更为倚重，对他放任的性格，也格外优容。陶望龄《徐文长传》记载说：徐文长常常与朋友在市井饮酒，总督府有急事找他不到，便深夜开着大门等待。有人报告胡宗宪，说徐秀才正喝得大醉，放声叫嚷，胡宗宪反而加以称赞。当时胡宗宪权重威严，文武将吏参见时都不敢抬头，而徐文长戴着破旧的黑头巾，穿一身白布衣，直闯入门，纵谈天下事，旁若无人。
当然在幕府中也有许多不如意的事。胡宗宪出于各种原因，与权臣严嵩来往甚密，而徐文长是痛恶严嵩的，他最亲近的友人沈炼就因参劾严嵩而遭到杀害。但徐文长又不得不代胡宗宪写了一些吹捧严嵩的文字，这真是文人的悲剧。
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被免职，徐阶出任内阁首辅。在徐阶的策动下，胡宗宪受到参劾，并于次年被逮捕至京（后来因平倭有功，只受到免职处分），徐文长也就离开了总督府。到嘉靖四十四年，胡宗宪再次被逮入狱，死于狱中，他原先的幕僚也有好几人受到牵连。徐文长生性本来就有些偏激，连年应试未中，精神上很不愉快，此时他对胡宗宪被构陷而死深感痛心，更担忧自己受到迫害，于是对人生彻底失望，以至发狂。他写了一篇文辞愤激的《自为墓志铭》，而后拔下壁柱上的铁钉击入耳窍，流血如迸，医治数月才痊愈。后又用椎击肾囊，也未死。如此反复发作，反复自杀有九次之多。嘉靖四十五年，徐文长在又一次狂病发作中，因怀疑继妻张氏不贞，将她杀死，因此被关入监牢。
其中援助最为有力的，先是礼部侍郎诸大绶，后是翰林编修张元忭（他是明末著名散文家张岱的曾祖父），他们都是徐文长的至交，又都是状元出身，颇有声望。在这些朋友的解救下，徐文长坐了七年牢，终于借万历皇帝即位大赦之机获释。这是1573年的事，徐文长已经五十三岁了。
潦倒的晚年
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徐文长已不再有什么政治上的雄心，但他对国事的关注却老而未衰。出狱后，他先在江浙一带游历，登山临水，并交结了许多诗画之友。万历四年（1576）夏，徐文长年轻时代
的朋友，这时已经做到宣化巡抚、担负北部边防重任的吴兑邀他北上，他便欣然前往。徐文长在宣化幕府的时间不到一年，但留下了不少描写北地风光、民俗和军旅生活的诗文。在写给许多官员的赠序中，他都喜欢议论政事，尤其是关于边防的策略。当时张居正主持国政，对蒙古采取抚和的方针，徐文长对此表示赞赏。他在吴兑那里受到敬重，无奈身体不好，只得于次年春经北京回到家乡。
六十岁时，徐文长应张元忭之招去北京，但不久两人的关系就恶化了。据张岱的记叙，张元忭是个性格严峻、恪守礼教的人，而徐文长却生性放纵，不愿受传统礼法的束缚。张元忭常常以封建礼教约制徐文长，这使徐文长大为恼火。他曾对张元忭说：我杀人当死，也不过是颈上一刀，你现在竟要把我剁成肉糜！由于和老朋友的交恶，加上与官僚们交往受到不平等的对待，使徐文长情绪郁愤，旧病复发，便于居京三载后重归家乡。此后，徐文长就再没有离开过山阴。
晚年乡居的日子里，徐文长越发厌恶富贵者与礼法之士，所交游的大都是过去的朋友和追随他的门生。据说有人来访，徐文长不愿见，便手推柴门大呼：“徐渭不在！”他一生不治产业，钱财随手散尽，此时只得靠卖字画度日。但手头稍为宽裕，便不肯再作。倒是一班门生和晚辈的朋友，或骗或抢，常常得到他的杰作。徐文长似乎特别嗜蟹，许多题画诗记载了朋友们用活蟹来换他画蟹的经过。最后几年，徐文长身患多种疾病，大约画也不能常作，生活更为贫苦。《徐文长文集》中有《卖貂》、《卖磬》、《卖画》、《卖书》诸诗，显示出这位大文学家艺术家凄凉的晚境。1593年，徐文长去世，年七十三。
多方面的艺术成就
徐文长的文艺创作所涉及的领域很广，但可以指出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艺术上绝不依傍他人，喜好独创一格，具有强烈的个性，风格豪迈而放逸，而且常常表现出对民间文学的爱好。 明代的诗坛，由于前后七子的提倡，出现了一股拟古的风潮。虽说他们也自有不可抹煞的成绩，但这种拟古的风气，显然有碍于诗歌艺术的发展。徐文长对此深致不满，并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说：鸟学人言，本性还是鸟；写诗如果一意模拟前人，学得再象，也不过是鸟学人言而已，毫无真实的价值。他自己的诗歌创作，注重表达个人对社会生活的实际情感，风格略近李贺，问学盛唐，并杂取南朝，出入宋元，而终不失其为自我。这个倾向为稍后主张抒发性灵的公安派所继承，对改变晚明诗风具有重要意义。公安派的主将袁中郎对徐文长的诗有一段精彩的评述：“文长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泣，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愤。”徐文长的散文，以《自为墓志铭》一篇最为出色。此外许多尺牍也很有特色，泼辣机智，幽默多趣，文风远启金圣叹一流，但总的来说，成就不及诗歌。
徐文长的戏剧创作有杂剧集《四声猿》，其中包括《狂鼓史》、《翠乡梦》、《雌木兰》、《女状元》四个独立的戏。《狂鼓史》是有感于严嵩杀害沈炼之事而写的，表现出狂傲的反抗精神。后两个戏都是写女扮男装建功立业的故事，反映了徐文长对妇女的看法，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这些作品都打破了杂剧固定的格式，为戏剧形式上的多样化开拓了门津。在戏剧理论方面，他主张“本色”，即戏剧语言应当符合人物的身份，应当使用口语和俗语，以保证人物的真实性，而反对典雅的骈语，过度的修饰，这些看法都是很有见地的。此外，他还作有《南词叙录》，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着，在戏剧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杂剧《歌代啸》，小说《云合奇纵》（即《英烈传》），据说也是徐文长所作。
徐渭：自杀九次的大画家
他让郑板桥自称是“青藤门下走狗”，令齐白石“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如此一位才子，却在中年自杀九次，九次未遂，后又狂疾发作杀死妻子。如此“命硬”之人最终却穷死。
徐渭（1521年3月12日—1593年）汉族，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青藤老人、青藤道士、天池生、天池山人、天池渔隐、金垒、 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侬、田丹水、田水月（一作水田月）。明代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军事家。
有人说徐渭的一生是：一生坎坷，二兄早亡，三次结婚，四处帮闲，五车学富，六亲皆散，七年冤狱，八试不售，九番自杀，十（实）堪嗟叹！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徐渭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官绅家庭。徐渭出生时，父亲已从四川辞官回到故乡绍兴。出生才百日，父亲就亡故了。好在母亲苗氏知书达理，持家谨严，对徐渭爱护有加。可不久之后，母亲与兄长也相继过世。
徐渭曾服务于胡宗宪。当时胡宗宪总揽江南7省军务，负责剿除沿海倭患，位高权重。不过，他在政治上却依附奸相严嵩。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倒台后没多久，胡宗宪也被捕下狱，其幕府解散。
此时，徐渭已经43岁，生计没有着落，又因为不肯为礼部尚书李春芳撰写以邀宠为目的的“青词”，受到威胁。此时诸事不顺，精神上的痛苦愈演愈烈，竟使他发狂自杀。
徐渭自杀的场面，是极其惨烈的。据《明史·文苑传》记载，他曾九次自杀：一次先以利斧击自己头部，“血流被面，头骨皆折”，幸而不死；又一次似鬼神附体，他以三寸长的柱钉刺入左耳数寸，然后用头撞地，把铁钉撞入耳内，丝毫不觉得痛苦，又不死；后又用椎子击碎自己的肾囊，仍不死。
这些残酷、极端的自杀方式，远远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得到的。虽然屡次自杀未遂，但徐渭的“心疾”似乎并未缓解。第二年（1566年）就酿成了杀妻惨案。
自杀不成又杀妻
41岁时，徐渭在杭州迎娶张氏为继室。这次婚姻，徐渭竟然把妻子杀掉了。有关他杀妻的原因，众说纷纭。到了晚年，他自作《畸谱》，提及杀妻之事，简略记载说：“病易，杀张下狱。”“易”即“癔”，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精神病，意思是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杀死了妻子。
徐渭杀妻，最初被判为死刑。经亲朋好友多方营救，直到万历元年（1573年）新皇帝即位，大赦天下，才重新获得自由。这时，徐渭已经整整坐了7年牢。
最有效的“自杀”——穷死
徐渭出狱后，已经52岁了。在生命的最后20年里，他的个性越孤傲，行为越放达。
徐渭晚年与儿子不和，生计无着，只能靠卖字画度日。但他极其厌恶权贵，富贵之人的宴请从来不去，反而左邻右舍的平头百姓，一把青菜、一条鱼、一杯酒，往往就能换到他挥毫泼墨。他风趣地自嘲是“数点梅花换米翁”。
70岁时，徐渭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快走到尽头，开始着手撰写《畸谱》，为自己的一生行事编年。所谓“畸人”，语出《庄子》，指的是特立独行、不同流俗的人。他们乖异于人伦、却合于自然天道。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72岁的徐渭在自己破旧的小屋中，离开人世，身下是杂乱无章的稻草。门外，是那副流传千古的对联：“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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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究竟何时开始习画？
明代徐沁《明画录·徐渭传》对徐渭习画的时间略有交代：“(徐渭)中岁始学画花卉，初不经意，涉笔潇洒，天趣烂发，于六法中皆可称散僧入圣。”可见与书法相比，徐渭学习绘画的时间要晚得多。但“中岁”又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我们从这条史料中无法得出具体年月。徐渭的习画时间在现当代的学术研究中也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对此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为徐渭在嘉靖三十年(1551)开始习画。徐邦达《历代流传书画作品编年表》中收录6件画史著录的徐渭绘画作品，最早一件为嘉靖三十年(1551)的《枯木竹石轴》。徐朔方《徐渭年谱》“嘉靖三十年(1551)条”，根据北京图书馆藏《十百斋书画录》所记，认为《枯木竹石轴》是徐渭最早的画作之一。何乐之《徐渭》、徐仑《徐文长》、苏东天《徐渭书画艺术》、单国强《徐渭年表》持同样的观点，认为嘉靖三十年(1551)徐渭三十一岁时已经习画，作为徐渭开始习画依据的是《四书绘序》与《枯木竹石轴》。
另一种观点为徐渭在五十岁左右开始习画。李桂生通过对徐渭《赠送马先生序》一文的考证，认为徐渭的习画时间不会早于隆庆二年(1568)，即徐渭四十八岁时。进而又通过徐渭的画论将其习画时间考订为隆庆四年(1570)，即徐渭五十岁在狱中被解除枷栲后。刘正成《徐渭书法评传》认为，“徐渭在隆庆入狱前很少作画，隆庆三年(1569)在狱中解枷后始以水墨作写意花卉”。
还有学者以存世画作为依据，认为徐渭习画在中晚年，即五十岁前后。如高居翰《江岸送别》认为，“徐渭的纪年作品始自1570年，且大多数可能均于暮年所作”。朱良志《徐渭墨戏试解》认为，“从现存的材料看，徐渭学画在他中晚年之后，真正以画家的面目出现不会早于45岁。现存标明时间的徐渭最早作品作于1569，时年49岁”。
对于徐渭的《四书绘序》，郑为《论徐渭的艺术创作》、李桂生《徐渭绘画研究》认为《四书绘序》不是绘画，而是一种“读书方法”，或者说“笔记方式”，不能以此作为徐渭习画的依据。上述不同的观点之间并无实质的矛盾，而是对于“学画”这一概念有不同的理解。有人理解为刚开始接触绘画，也有人理解为正式地、系统地研习和训练作画。较为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徐渭在隆庆四年(1570)前很少作画，偶尔有戏笔流传，所以才有某些画史中的记载。枯木竹石这一类题材是文人墨戏中最常见的，偶然的一两件此类作品出现， 书法之余随笔涂抹几下显然对于古人来说不能谓之为“学画”，“学画”必定是较为稳定地、长期地延续这一过程。
再从徐渭的经历来看，四十五岁前一直热心考取功名，直至病狂杀妻入狱。从他参加了八次科举以及在胡宗宪幕府担任文职来看， 在这段时间是不太可能专心地投入绘画的学习。入狱是徐渭人生经历中最大的一次挫折，并对他的思想观念、诗文风格取向都有重大影响。付琼博士的研究表明，徐渭入狱后的散文写作风格从秦汉文转向唐宋文，韩愈、苏轼对其影响尤为显著。
徐渭对于苏轼的人品、学问、书画都极为推崇，甚至带着一种近乎崇拜的心理。在他眼里，“极有布置而了无布置痕迹者，东坡千古一人而已”。“东坡画竹多荆棘，却惹评论受俗嗔。自是俗人浑不识，东坡特写两般人”，认为自己是东坡的知己。从经历上来看，苏轼是在一次人生的劫难之后开始大量从事墨竹创作，以抒发其胸中“郁勃之气”。徐渭大量开始墨竹的学习也是在这种挫折的经历之后，心境极为相似。
由经历而至诗文，诗文不足以发之，故而以墨竹发之。这种由人品、文章而到绘画的效仿，类似于金代王庭筠等文人对苏轼墨竹体系的学习与传播过程。台北故宫博物院编的《故宫书画图录》册二十九有徐渭《雨竹图卷》，画后题有长款，大略说明了其学习墨竹的时间，与《石渠宝笈》初编卷三十四所载一致：
明徐渭画竹卷，素笺本，墨画。卷后自题云：斋中一夜雨成河， 午榻无缘遣睡魔。急捣元霜扫寒叶，湿淋淋地墨龙拖。右咏雨竹。客里盐齑无一寸，家乡笋把束成柴。尽取破塘聊遣兴，翻引长涎湿到鞋。右咏笋竹。款云：积斋丈出卷索书，予书其半而竹其半，缘日来初习乏纸，借人笺素打稿故也。一笑。天池山人徐渭。又识云： 余学竹于春，不逾月而至京，此抹扫乃京邸笔也。携来重观，可发一笑。渭。
从徐渭的题竹诗来看，有据可查的均作于万历四年(1576)、万历五年(1577)间，且均为应酬之作。入狱时，徐渭被取消了“诸生”的身份，出狱后就会面临生计的问题。根据徐渭的书法功底， 写意画能够较快地掌握，进而在应酬中作为可以交换的物品，能够解决出狱后的生计问题。结合上述的讨论，徐渭在隆庆末、万历初开始正式习画，并大量创作，是不谬的。之前即使有偶尔的戏笔之作， 也不会对他的书法创作观念与具体技法有明显的影响。
16世纪中叶，职业画派与文人画派画家孰优孰劣的论争是绘画批评中一个异常活跃的主题。16徐渭习画始于此时，适逢其会，他对自己绘画的类型和自己作为画家的身份这样表述：“知道行家学不来，烂涂蕉叶倒莓苔。冯伊遮盖无盐墨，免倩胭脂抹瘿腮。”“行家”即“内行”，与之相对的是“利家”。万青力先生认为，“戾家画”“外行画”不会是郭熙、李公麟笔下“与物传神，在尽其妙” 的作品，而应是“生率”“萧散”“不求形似”的“墨戏”画，“以米氏云烟山水为典型，而更易流行的则是以‘枯木竹石’等题材寓兴的简笔急就之作”。在题画诗《牡丹竹》中，徐渭言及自己的墨竹渊源：“我学彭城写岁寒，何缘春色忽黄檀?正如三醉洛阳客， 时访青楼白牡丹。”“我学彭城写岁寒”道出了徐渭绘画观念及技法语汇从苏轼等宋元文人写意传统而来。
对于墨竹画的流行，文同有开创之功。苏轼承继了文同的墨竹画创作观念，并有所发展。文同墨竹与物象之间的关系紧密，“至少描绘出竹子具有的基本生态面貌，在动势之余，经由巧妙的构图犹能整体展现出平衡性”，从传世作品来看，仍有立体性、写实性的特点。而苏轼除有类似表现之外，“尚有另一种以湿墨挥洒、轮廓不规整、笔触方向不定的表现，使观者感受到其作品中强烈的运动性”。以此来看，苏轼墨竹更加强调书写性，作品中的形象偏于平面化与符号化。谈晟广博士对苏轼作画的特色、状态有这样的总结：
总的说来，“大抵写意，不求形似”是苏轼作画的基本特色，也是其墨竹对后世影响之所在。“败毫淡墨信挥染，苍莽菌蠢移龙蛇; 略增点缀已成就，止见枯木成槎丫”，“一点成月，一抹成蛇，曲尽妙趣……彼皆工于画者，坡乃游戏至此”就是苏轼作画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