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是清末大臣。晚清军事家、政治家。因为受到慈禧太后的青睐，留京任步军统领，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1874年，同治帝死，荣禄参与确定载继承帝位，为慈禧太后所倚重。辛酉政变前后为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所赏识。官至总管内务府大臣。1903年病死。那么你想更加是的了解这位荣禄吗？
荣禄——清末的总理大臣、晚清军事家
荣禄人物生平
初由荫生以工部主事用。同治初，设神机营，担任翼长兼专操大臣，再迁左翼总兵，表现突出，为醇郡王奕譞与军机大臣文祥所赏识，改工部侍郎，调户部，兼总管内务府大臣。
1875年光绪元年兼署步军统领。
1878年升左都御史、工部尚书；旋因得罪醇亲王奕譞与军机大臣宝鋆、沈桂芬而被迫在次年1月告病免职。
1891年出授西安将军。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被再次复起的恭亲王奕欣荐为步军统领，会办军务，设巡防局督理五城团防。
1895年8月11日，授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授总理衙门大臣。荐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练新建陆军。
1896年6月 4日，授协办大学士。6月，查办御史弹劾袁世凯案，以查无实据结，并疏称袁世凯为“……不可多得之员”。
1897年疏请设立武备特科，于各省设立武备学堂。表示反对康有为所主张的变法。
1898年6月10日，授大学士。6月15日，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6月22日，授文渊阁大学士，管理刑部。9月20日回京参与戊戌政变，为戊戌政变提供武力支持。9月28日，卸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授军机大臣，管理兵部并节制北洋各军。10月11日，授练兵钦差大臣，指明节制宋庆、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所部及北洋各军。12月7日，奏请合宋、董、聂、袁四军及新募亲军联为一气，构成武卫军雏形。
1899年6月27日，武卫军编练完成，此后又陆续编练武卫先锋军、先锋队若干。在对光绪帝废立问题上由犹豫转向反对。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京畿蔓延后，屡请镇压，并请保护各国使馆。8月17日，被西逃的慈禧太后诏命留京办事。10月6日诏赴西安行在。
1901年7月25日，改命管理户部。10月，支持刘坤一张之洞在江楚三折中提出的变法主张。
1902年2月2日，改文华殿大学士。嫁其女为醇亲王载沣之妻，后生宣统帝溥仪。
1903年4月11日去世，谥文忠，晋一等男爵。
晚清荣禄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晚清大臣荣禄个人资料：荣禄作为清末最受慈禧宠幸的大臣，他的结局是怎么死的？机关算尽的荣禄和那时的大清朝一样，一病不起，最终先后告别了历史舞台。
1903年的一个初春午后，大清国的掌门人慈禧罕见地离开颐和园，起驾来到交道口菊儿胡同一所中西合璧的老宅院。老佛爷之所以屈尊至此，原因很简单：她的宠臣荣禄病了，而且病得极重。
走近荣禄的病榻，慈禧不忘打趣道：“尔常言尔是康党，尔曾得尔友之若何新闻?彼实奸臣，负尔好意，竞致反噬!”这话若是对着旁的大臣说，估计就要吓得尿裤子了。然而荣禄淡然一笑，道：“彼等即逃亡海外，何事不可为?些微清议，吾亦知其骂我。近支王公无意识之举动一至如此，得毋为康党庆幸乎?”如此自我解嘲的方式，既撇清了罪名，又起到讽谏之效果。眼瞅着荣禄还能兴致盎然地开玩笑，慈禧心中的担忧算是暂时放下。
谁知这成了两人最后一面。3天后，4月11日，荣禄撒手人寰。至此，继鳌拜、和珅、肃顺、奕诉之后，清代的最后一位满族大佬也与世长辞了。
早年沉浮
能成为满族大佬，这与荣禄早年的不堪经历密切相关。
荣禄出身于军人世家。荣禄祖上世代从军，为大清朝屡立功勋。远了不说，他祖父在镇压回疆时捐躯，老爹也不甘其后，在剿灭太平天国的战斗中阵亡。一门两代“忠烈”，朝廷特意赐修“双忠祠”，以示表彰。
如此“根正苗红”的出身，自然保证荣禄一进官场便春风得意，直接恩荫为工部主事。更牛的是，人家荣禄还有非常硬的关系。他有两个妹妹，一个嫁给晚清唯一的旗人状元崇绮，另一个嫁给宗室昆冈。崇绮的老爸是道光朝的大学士穆彰阿，昆冈后来成为大学士。一个妹夫是大学士之子，一个妹夫是未来的大学士，荣禄堪称左右逢源，“官系”无边。
当然荣禄也不是吃白饭的。上班不久，宫中发生大火，刚好荣禄当天值班，他率领众侍卫奋力灭火。恰在此时，咸丰皇帝在远处督察救火情况，他遥望一人身着绛色官袍，不顾个人安危，在火海中不断进出抢险。于是他询问身边御前大臣，这个年轻人是谁。下属告知此人叫荣禄。不久，咸丰便召见荣禄，了解到其家三世皆为国效劳，两代捐躯，禁不住心生钦佩，将户部银库郎中的肥差赐给了这位“救火队员”。
咸丰末年，肃顺一人专权，横行无忌，朝中大臣莫不惧他三分。肃顺有一癖好，喜欢收集西洋金花鼻烟壶。当时有位陈姓尚书，同荣禄家是故交，知道荣家有几个精品鼻烟壶，于是上门求索。荣母念及多年交情，尽数送给陈尚书。这陈尚书得到后立马转赠肃顺，并告知此物来自荣家。
孰料这肃顺欲壑难填，居然派人上荣家继续索要。迫于无奈，荣禄只得据实告知，家里已无此物。索要不成，肃顺十分不爽，认定荣禄是厚于陈而薄于己，时常公报私仇，给荣穿小鞋。有一次，肃听闻荣禄家有良驹一匹，乃新疆特产，中原罕见，于是命人来要。荣禄早就受够了肃顺的贪婪，一口回绝了对方要求。这让肃顺恼羞成怒，很快便在一次公务会议上假借事由，当面训斥荣禄，并扬言要对其重重惩治。当时荣禄还是个正义感很强的青年，既然你肃顺容不下我，那索性不伺候你了。荣禄立即交上辞呈，闲居避祸。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没几年，咸丰驾崩，肃顺气焰愈加嚣张。慈禧、奕等人为了保住大清社稷，夺回重权，决定发动政变，处置肃顺等顾命大臣。考虑到荣禄与肃顺之间的恩怨，慈禧将其秘密收入麾下，作为奇兵。荣禄果然不负众望，与醇亲王奕譞联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擒获肃顺等人，并亲手将其送到菜市口问斩。
细数清代二百多年的历史，像荣禄这样出身好、“官系”硬的八旗子弟，实在是多如牛毛，不胜枚举。然而同时又像他这样忠心耿耿、办事干练的，则凤毛麟角，少得可怜。所以，慈禧将其列为重点培养对象。数年间，荣禄节节攀升，将工部尚书、步军统领和总管内务府大臣三大要职一并收入囊中。此时，他尚不到40岁。
按照清制，内务府一差，同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在权力分配上呈三足鼎立之势。上朝时，御前位列最前，但尊而不要;军机位置次之，但权而要;内务最后，却亲而要。可见内务府大臣是个能够时常与太后接触的好差事。况且荣禄握有全国的工程审批与营造大权和一支精锐的京城卫戍部队，可谓集宫廷、朝堂及市井大权于一身，不知惹来多少同僚的羡慕嫉妒恨。
不出3年，荣禄便尝到了木秀于林风必摧的苦涩。光绪四年(1878)，贵州巡抚出缺，奕诉征求慈禧意见，应派谁去补缺。当时慈禧正为军机大臣们争权夺利的情形所困扰，于是决定杀鸡儆猴，脱口而出：“着沈桂芬去!”
此旨一出，内外一片哗然。群臣纷纷议论，认为巡抚乃二品官，沈桂芬现任兵部尚书，又是军机大臣，官居一品，宣力有年，不宜左迁边地。祖宗之法，朝廷旧制，不应随意更改。面对如潮的廷论，慈禧心知众议难违，只得收回懿旨，令沈照旧当差。
虽然躲过一劫，但沈桂芬依然心有余悸。他寻思：穴本无风，风何由入?此事肯定与一贯主张打压汉人官员的荣禄有关。于是，沈找来门生翁同稣，决心上演一出“反问计”。一天，翁来荣家造访，刚进门便狠狠数落沈桂芬一通。话说荣禄跟李鸿藻是死党，而翁同和与李都是名冠京师的清流派骨干，故荣时常同翁饮酒酬答，交情匪浅。加上此刻翁神情愤怒，言语激昂，居然将沈的龌龊家事都和盘托出，荣被翁的精湛演技所蒙骗，认定其很够哥们，是来给自己通风报信的。于是他放松了警惕，将慈禧如何厌恶沈桂芬之事据实告知。
从荣禄口中侦知实情后，翁同稣这个“卧底”马上向沈汇报。沈深感不除掉荣禄，必有后患。思来想去，他心生一计。沈说服自己的另一门生宝廷，以满族大臣兼职太多，势必拖累本职为由，主动要求辞去自己的诸多职务，同时他还强烈建议卸去荣禄工部尚书与内务府总管大臣两职，以专心维护京师安全。慈禧觉得宝廷此言颇有道理，加之沈桂芬也煽风点火道：“荣禄宣力有年，明敏干练。年纪尚轻，将来必受重用。”于是，慈禧免去荣禄两大要职。宝廷的“苦肉计”大获成功。
墙倒众人推，没多久，沈桂芬又联合众人力荐荣禄去外地磨练。恰值当时西安将军空缺，慈禧不明底细，一声令下，将荣发配过去。好端端的一颗政坛新星，愣是被一群无良文人从京师中心忽悠到了边缘地区。
这一去便是整整十五载，昔日意气风发的荣大总管已成近天命之年的白头翁，他深深体味到“官场没有永远的朋友，唯有不变的利益”这句话的真谛所在。
“两得主义”
甲午一战，清廷惨败，李鸿章下课赋闲，奕诉垂垂老矣。在苦无良臣辅佐之际，慈禧想起了自己的昔日心腹荣禄。
1895年年底，荣禄再次出任步军统领，低调回归。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雨磨砺，荣禄收起了棱角，变得圆滑无比。因为他悟出了在官场既屹立不倒又大有作为的诀窍：“两得主义。”
“两得主义”的核心是得宠。顾名思义，就是要成为慈禧信赖有加的宠臣。若想博取慈禧的欢心，最讨巧的途径便是跟老佛爷身边的要人搞好关系。荣禄有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礼亲王世铎的儿子，一位嫁给了后来的醇亲王载沣。这个世铎是慈禧的心腹，长期担任领班军机大臣。荣跟他成了亲家，那世铎自然没少在慈禧耳边说荣禄的好话。而载沣更牛，是慈禧钦定的未来*****，荣禄将女儿送进醇王府，一来是作为政治投资，二来自己闺女还时常向慈禧汇报载沣的最新动向，成为老佛爷的眼线。如此一来，荣禄跟慈禧的距离，又拉近了一大步。
当然，光靠裙带关系远远不够，成为慈禧宠臣的关键还在于要摸清她的脉，亦即想太后所想，急太后所急。这方面，荣禄的功力发挥到了极致。
戊戌年，帝后矛盾愈加激化，慈禧对康有为等人的变法举措很有看法。荣禄起初对改革还是抱着支持的态度。一次，荣禄在退朝时遇见康有为，问道：“以夫子这样的盘盘大才，也会有补救时局的办法吗?”康有为平日里就心高气傲，根本不把荣放在眼里，于是冷冷地回答：“救亡图存之道，非变法不可!”荣颇不依不饶，继续追问：“早就知道法应当变，但是一二百年的成法，是一早上就能变过来的吗?”康有为非常不耐烦地喊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刻能变。”此话着实令荣大吃一惊，心想关系清王朝存亡兴衰的改革焉能由康这等狂悖之徒操作，他顿时深刻体会到慈禧为何对维新派人不满。于是立即进京觐见慈禧，提出借慈禧秋日赴津阅兵的名义，调集京畿重兵，围捕康梁等人。这正中慈禧下怀，二人一拍即合。于是，维新运动百日而夭，大权再度落于慈禧手中。此间功劳最大者，非荣禄莫属。
庚子年(1900)，慈禧受端王载漪、大臣刚毅蛊惑，心生立即废黜光绪之意。荣禄深知此事关系重大，若是处理不当，既违祖制，又失人心，对太后非常不利。为了保住慈禧的威望，荣禄依违其间，暗中周全。经过冥思苦想，他终于想出一个两全之策。一日，他将这个计划向慈禧和盘托出：“上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篡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慈禧认可了这一建议。几天后，载漪之子溥侑被接进宫里。如此一来，慈禧、端王双方皆大欢喜。其实这只是荣禄的缓兵之计，所谓的“徐篡大统”，不过是画饼而已。由此，荣禄帮助慈禧避免了由于突然废掉光绪而导致的统治危机与政局动荡。
到了当年6月，慈禧以卵击石，向洋人宣战。荣禄心知此决定荒谬至极，但圣意难违，他只得私底下阳奉阴违，将争端尽量降到最小化。当时为了拿下外国使馆，朝廷命令荣禄麾下的武卫军开花炮队人都助攻。炮队进京后，荣禄嘱咐手下凡事谨慎，拿不准就汇报。总兵张怀芝奉命登城安置炮位。待一切收拾妥当，炮弹已上膛，张突然脑中闪过一念，立即命士兵暂勿开炮，自己赶紧赴荣府请示是否开炮。荣禄缓缓道：“横竖炮声一出，里边总是听得见的。”张怀芝恍然大悟，立即回到城头，重新移动炮位，冲着使馆附近的空地一通乱轰，未损使馆分毫。也就没给洋人留下日后谈判时漫天要价的把柄。
说白了，保太后就是保大清，保大清就必须保太后。此即荣禄得宠的基本逻辑。
得一人之宠尚易，得众人之心则难。若想稳坐政坛大佬之位，尚需扶植一批得力亲信，这便是“两得主义”的另一条：得人。甫一杀回京城，荣禄便大肆招兵买马。当时荣禄经常跟兵部主事陈夔龙一起赴四处查案。一来二往，荣觉得陈为人谨慎，办事老练，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一次闲暇，荣问陈多大岁数，补缺大概何时。陈答曰：“行年已四十，到部已十年，叙补名次第八。”按照兵部惯例，即使每年出缺一次，陈若想拿到实缺，至少需要8年。荣禄笑道：“观君骨相气色，五年内必有非常之遇。”相面之术，本属无稽之谈，陈以为这只是荣禄的一个玩笑而已。谁知到了8月份，自己居然名列京察第一，出任兵部郎中。后来更是一路飙升，外放巡抚。这都是荣禄暗暗力荐的结果。陈夔龙从而将荣视为自己的恩人，一生效忠。
败给了日本人，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没了，淮军垮了，朝廷急需编练一支西式军队。慈禧授权荣禄专办此事。通过多方物色，荣认定袁世凯是合适人选，于是力保袁赴小站练兵。谁知袁上任才半年，就被两度弹劾。尤其是第二次，由军机大臣李鸿藻授意御史胡景桂写折，参他“嗜杀擅权，诛戮无辜，徒尚虚文，克扣军饷，性情谬妄，扰害一方”。这一本令袁好不郁闷，用他自己的话讲即“心神恍忽，志气昏惰，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冰”。下有揭发，上需有回应。很快，朝廷便派下一支调查团赴小站彻查，团长即荣禄。袁是自己的亲信，荣自然力保。考察完毕，荣禄问随行的陈夔龙：“你观新军与旧军比较如何?”陈答：“但看表面，旧军的确不免有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独开生面。“荣点头日：“你说对了，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回京后荣禄上折请求从宽处置袁，两宫果然恩准。
袁世凯不仅将荣视为靠山，还反向荣举荐人才。任职山东巡抚时，他的同僚学政荣庆清廉能干，于是袁将其引荐给荣禄。荣亦觉得其颇具才能，令其出任仓督。荣庆果然施政有方，政绩颇佳。1902年，清廷破格提拔荣庆任刑部尚书。
庚子年慈禧、光绪逃往西安时，各地官员纷纷前来报效。荣禄于众人中独独看上了江苏学政瞿鸿禨，认定他善于揣摩上意，且写得一手好公文。但是军机处尚有一个空缺，朝廷打算从瞿鸿禨和张百熙二人中选出一个。荣禄便上折子，认为“圣驾计日回銮，举行新政，可否令张百熙、瞿鸿禨各抒所见，缮具节略，恭呈御览，再求特旨派出一员，较为得力”。说白了，荣禄就是想搞个公开选拔干部的活动，以此决定用谁不用谁。这个办法看似公平，但荣禄其实暗地里已做了手脚。他偷偷派人给瞿鸿禨带话，嘱咐他“一定要文字通俗易懂，内容言简意赅，千万不要卖弄文采”。瞿鸿禨自然惟命是从，老老实实地写了一篇只要识字就能看个大体明白的文章，而张百熙蒙在鼓里，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万言书，古今中外，旁征博引，文采奕奕，气势不凡。可惜到了慈禧和光绪那里，张的万言书却成了天书。慈禧看过后，跟荣禄讲：“张百熙所言，剑拔弩张，连篇累牍。我看去不大明晰，还是瞿鸿禨所说切中利弊，平易近情，不如用他较妥。”于是，瞿便成为军机处上行走。
七八年间，荣禄在宫廷内外集结了一批心腹：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陈夔龙巡抚河南，端方总督两江，瞿鸿禨任职军机处，荣庆出掌刑部，铁良负责户部与练兵事宜。如此格局，内有瞿、荣、铁诸辈把持中央要枢，外有袁、陈、端等人厉行地方改革。大清的重权，荣禄隐占半壁江山。
一切皆晚
如果按照这般情形发展下去，稳健且铁腕的荣禄作为清末新政的掌舵人，或许会让这艘千疮百孔的战舰有所修补，继续航行数十年的光阴。荣禄也当会由此成为官修正史中所谓扭转颓局的大人物。孰料天不假年，改革刚刚推行不久，尚未一展身手的荣禄，便病死家中。在晚清史上，他只落得个过渡性人物的角色。
荣氏身后，昔日的心腹群龙无首，分崩离析，政局因之动荡不堪。荣禄生前最担心的人是袁世凯。1901年底，袁接替故去的李鸿章暂理直隶总督，德国公使建议将山东划入直隶境内，由袁世凯监管，改称直东总督。一日在军机处，荣禄问军机章京郭曾炘：“慰亭欲以直督兼领山东，君意如何?于昔亦有例乎?”郭听后悚然道：“往昔鄂文端、年羹尧等虽有先例，然皆以用兵暂资节制，非今所宜援。”荣禄赞成他的话，既而叹息道：“此人有大志，吾在，尚可驾驭之，然异日终当出头。”其实为了预防袁一家坐大，荣禄早有布置。他将与袁有宿怨的瞿鸿禨放在军机处，对袁的日常奏令多加掣肘，令其不得妄为，又把忠于清廷的铁良安插在练兵处，时刻监督袁的军事行动，预防其拥兵自重。但袁世凯怕的不是瞿鸿禨和铁良，而是荣禄，靠山一倒，他便自立山头，将清末时局搅得天翻地覆。
陈夔龙在其《梦蕉亭杂记》中曾记道：“国家大政有二，日行政，日治兵。综光绪一朝，荣文忠公实为此中枢纽。文忠没而国运亦沦夷。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斯言岂不谅哉!”虽说此话不免有为尊者讳之嫌，但倒也大体符合实情。
当大清的最后一位满族大佬离世后，这个高寿王朝也行将结束了……（风水www.azg168.cn）
荣禄：清廷功臣，还是国家罪人？
荣禄如何迎来仕途发达?
荣禄在晚清的崛起首先得益于其家世背景。他所隶属的满洲正白旗在八旗中属于“上三旗”，地位较崇，任官机会也优于“下五旗”。他的祖父统帅军队、战死疆场，伯父和父亲作为总兵在同太平军作战时双双战死，受到朝廷的格外褒奖，咸丰皇帝明谕优恤，赞誉瓜尔佳氏为“世笃忠贞”。荣禄正是借着这种祖荫进入官场，并一直得到皇帝拔识。
与宗室和满洲贵族结姻也是荣禄维持和保障家族地位和本人权势的政治手段。荣禄继室萨克达氏为御前侍卫熙拉布之女，与咸丰皇帝元妃萨克达氏(咸丰未登基前已殁)为本族。萨克达氏病逝后，荣禄续娶宗室灵桂之女爱新觉罗氏。荣禄长女为礼亲王世铎子诚厚之妻;而贝子溥伦之原配为慈禧侄女，后病逝，经慈禧指婚，又娶荣禄侄女瓜尔佳氏为继室。更具政治意义的是，庚子回銮后，慈禧将荣禄幼女指婚给醇王载沣，后生育了宣统皇帝溥仪。这些联姻关系，无疑是巩固其权势的有力保障。
身为满洲权贵，荣禄与醇王奕譞、恭王奕欣、惇王奕誴、礼王世铎、庆王奕劻、端王载漪的关系亲疏远近不同，对其政治生涯的影响至关重要。荣禄与醇王年龄相近，在创办神机营时，备受醇王赏识，奉命统率使用洋枪的威远马步队，镇压捻军、马贼等，获得知兵的盛誉。醇王是慈禧太后的妹夫，特别受到慈禧信任。荣禄得到慈禧宠信、充任内务府大臣，也都有赖醇王的推引和支持。终其一生，荣禄与醇王的交谊最深。甲午战争爆发后，荣禄获得督办军务和练兵大权，则得力于复出后恭亲王的大力支持。醇王、荣禄与端王的父亲惇王奕誴的关系历来不甚融洽，这种积怨到庚子前后载漪势力凸显时有了显现;武卫军扩展与虎神营发展中，已经存在荣、端的较量;军机大臣刚毅为了与荣禄对抗，也刻意攀附端王，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荣、端矛盾。荣禄与礼王世铎为亲家，二人关系一直密切;他与庆王的关系始终融洽，庆王虽然管理神机营，并督办军务，但是很少介入荣禄主持的西式练兵事宜;荣禄对庆王主持的外交决策也十分尊重，很少立异，彼此军事、外交各负其责，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庚子回銮以后。
醇王奕譞
荣禄仕途的发达除了攀附醇王这一重要因素外，还有当时手握重权的军机大臣文祥和李鸿藻的鼎力提携。荣禄升迁户部员外郎，受到肃顺排挤后，又以开缺候选道员参加京城防卫，这些都是文祥主持的。辛酉政变后，文祥充任管理神机营大臣，又援引荣禄投效营务，才使荣禄有机缘接近醇王奕譞，奠定他日后飞黄腾达的基础。李鸿藻是继文祥后在枢中支持荣禄的关键人物。甲午战争爆发后，荣禄回京后的出处也经李氏精心策划。李、荣交谊对晚清朝局影响尤大，李鸿藻死后，荣禄任用的汉员多以李氏门生故吏为主，如鹿传霖、吴重熹、张人骏、袁世凯、瞿鸿禨、张百熙等都出自李鸿藻门下。某种程度上，文祥——李鸿藻——荣禄是清季权力关系中比较清晰的一条人脉线索。相比而言，翁同和与荣禄的关系则过于表面化，且时有暗中倾轧的迹象。
荣禄受到清廷重用的初期，主要投身神机营练兵和陵差活动，基本上服务于宫廷事务，长期扮演着内务府大臣等内廷近臣的角色。中间一度受到冷遇。光绪十三年复出后，或任都统，或出为将军，仍然侧重旗籍事务。但是，甲午战争的爆发改变了荣禄的命运。
“顽固派”荣禄扼杀戊戌政变，是功是过?
这场战争导致恭王复出，翁同和、李鸿藻再次进枢，而另一位满洲官员刚毅也开始进入权力核心，使甲申易枢以来的朝局发生重大改变。为应对危局，荣禄再任步军统领，特别是奉旨充任督办军务大臣，介入练兵、修建铁路、对外交涉等重要决策，获得了几乎与军机大臣同等的权力。他的政治活动空间开始超越先前的旗务系统，得到全新拓展。甲午战争后期，因为和战争议，汉族大臣间发生严重分歧，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翁同和、汪鸣銮、吴大澄、文廷式等官员在战后，或开缺，或投闲，或遭到慈禧猜忌，汉人势力都受到严重削弱;而荣禄、刚毅、徐桐、崇礼等满洲权贵的势力乘机得以增强。从满汉力量的消长看，甲午战争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庚子年满洲贵族专权局面的出现，实导源于甲午战后权力格局的变动。
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格局看，荣禄通过督办军务处编练新军，实际上开始扭转自咸丰末年湘系、淮系兴起后地方督抚控制军权的局面。甲午战后，清廷以自强为名，直接掌握练兵大权，乘机将长期被李鸿章等汉族督抚把控的军权收归中央。这是荣禄逐步谋划完成的。从胡燏棻定武军易帅、袁世凯小站练兵，到戊戌年荣禄出督直隶、统领北洋各军，再到创建武卫军，自始至终，荣禄都将军权牢牢控制在手中。这是清季罕见的现象，明显具有满洲贵族加强集权的意图。尽管庚子武卫军的惨败使荣禄的远略未能实现，但是，中央练兵的机制被固定下来。后来袁世凯编练北洋六镇，也是在练兵处的统一规划下完成的。慈禧之后载沣等满洲亲贵排挤、打击袁世凯的目的之一，便是革黜其军权。只是在慈禧和荣禄死后，孱弱无力的载沣、载涛等少年亲贵面对羽翼丰厚的袁世凯已显得无能为力了。由此看来，宣统时期的满洲贵族专权与荣禄的谋略是一致的。
在晚清的变法过程中，荣禄长期被视为“后党”、“顽固派”，这与政变后康、梁的宣传有关。另一方面，学界长期将康、梁的活动作为甲午战后改革的主流线索来研究，忽略了清廷自身推行的实政改革。陈寅恪曾说“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而清廷推行的变法正是通常所说“中体西用”(洋务派)的改革轨辙。荣禄、陈宝箴、张之洞都属于“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也是改革者。
传统说法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这是从不进行制度变革、改革就没有根本出路的角度提出来的。但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正是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激发了朝野上下变革图强的精神，使得原来只有少数大臣、督抚倡导兴办的洋务新政，在甲午战后变为清廷自上而下的全局性决策，以练兵、开矿、修路、兴办学堂为核心的实政改革也得以较大规模地陆续铺开。但由于清廷的腐败无能和财政匮乏，这些未能取得多少成效。荣禄编练新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属于清廷实政改革的首要内容。
已有学者指出，以往常将整个戊戌变法只说成是康、梁鼓吹的维新运动，或局限在戊戌那年的百日维新这短暂的时期内，其实，这并不能还原变法维新的全貌和复杂过程。甲午后光绪帝推行自上而下的变法，是在《马关条约》签订、朝野普遍要求改革的呼声中开始的，乙未五月的“自强诏书”正是其标志;而戊戌年的“百日维新”，则是胶州湾危机后光绪帝试图加快变法步伐的一次尝试，二者是相联系的，忽略这一点有违于历史真相。对荣禄的练兵成效视而不见，反视其为“顽固”派，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康、梁变法的激进标准衡量其他改革思想和路径的结果。
政变后荣禄不仅练兵、筹饷，在保存京师大学堂等问题上与刚毅等的斗争一直持续，有限地维护了一些改革成果。换言之，清廷的改革并未因为政变发生而全然停止，在守旧势力异常强大的形势下，荣禄在不触动旧的封建体制的前提下，仍在设法维护和推动实政改革。正因为如此，庚子十二月西安的“新政诏书”才有所接续。可以说，乙未年五月“自强诏书”、戊戌年四月“定国是诏”和庚子十二月“新政诏书”，三者是有密切关联的。这也是对甲午战后的荣禄进行客观评价的认知前提。
荣禄与戊戌政变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激烈争论的焦点问题。荣禄通过策动慈禧训政，来达到中止光绪帝推行激进改革的目的，这个事实是无可怀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政变的主谋之一。关于政变细节和原委，因为档案材料的充分使用，学界研究已很充分。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简单地归结于慈禧、荣禄等人的扼杀，而对康、梁一派过于脱离实际、急躁鲁莽的做法缺乏分析，而把一切新政全部归结于康、梁的倡导，也不尽符合事实。更何况，荣禄在政变后积极调和两宫，极力保护光绪帝，避免事态恶化，庇护新政官员，并继续维护和推动某些新政，当时得到很多积极的评价。对此，也不可尽信康、梁之言，将荣禄完全一笔抹杀。
荣禄为何历史形象不佳?
从戊戌年八月政变发生到庚子年五月义和团事件爆发，近两年的时间里，荣禄与刚毅的矛盾与权力冲突是清廷内部十分突出的一条主线，学界以往多侧重对“己亥建储”的背景和过程做出一些解释，或者强调康、梁海外保皇活动的影响，很多情形并不清晰。比较充分的资料显示，政变后徐桐、刚毅等密结端王，积极推动守旧官员李秉衡的复出，试图取代刘坤一为两江总督;围绕山东巡抚的更换也与荣禄暗中较量;徐桐、刚毅等以剔除积弊为名，责令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等洋务企业报效巨款，招致东南绅商的不满;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地方官员被迫联络荣禄以求庇护。这些政治态势与庚子五月出现的清廷“联拳抗洋”的决策和“东南互保”的达成都有因果关系。同时，也可以看到，己亥建储的发生与康、梁保皇活动及东南士绅反对废立的舆论压力密切相关，在处理两宫关系问题上，荣禄意在调和，宁人息事;刚毅则借用康党之案，迎合载漪，排除异己。荣禄在庚子年春间的长期病假“休养”与这种斗争格局有关。刚毅、载漪等人对朝政的影响力增大，从而左右了义和团事件前后的中枢决策。
创建武卫军是荣禄生平最重要的功业，这是他鉴于北洋海军丧失、京津防卫空虚，出于捍卫京畿而采取的重大决策。但是，由于财政拮据以及朝局的影响，在庚子事件中，武卫军并未能有效发挥抗击外来侵略的作用，更有甚者，武卫中军还乘机劫掠商民，造成恶劣影响，这完全出乎荣禄意料之外，也成为后来遭到世人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学界对荣禄的研究大部分都集中在庚子时期。荣禄在庚子义和团兴起后，匆忙销假治事，但始终秉承慈禧旨意，不敢越雷池半步。虽然主张“剿办”拳民、保护铁路，但慑于载漪等权贵的淫威，处处委曲求全，显得首鼠两端，这是他在庚子义和团时期的基本处境。荣禄指挥的武卫中军最初奉命保护使馆，围攻开始后，武卫中军也曾参与。荣禄对东南督抚谋划的“东南互保”是同情的，但是，没有证据说明他曾直接参与过密谋;尽管他与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在大局认识和对外态度上近乎一致。事实上，由于电报中断，他在京内苦撑待变，且受到载漪等人排挤，小心翼翼，与东南督抚的联系十分谨慎。京城沦陷前，荣禄曾设法开启与公使馆的和议，但未能成功。
总体看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开始后，事态危急，和战两难，在使馆谈判问题上，载漪、刚毅等人也对荣禄有所支持。围攻使馆期间，董福祥也并未完全脱离荣禄的统辖。相反，京城陷落后，随扈西行的载漪、端王等人又开始排挤荣禄，百端阻止其前往行在，力图继续掌控朝政，最终在东南督抚策划下，荣禄才得以抵达行在。刘、张、袁等督抚还对武卫中军围攻使馆之事向列强进行声辩，期望各国不再追究荣禄。但是，抵达西安的荣禄，重掌枢垣，很快故态复萌，一切秉承慈禧之意，袒护载漪等人，又引起李鸿章等督抚的不满。《辛丑条约》的谈判就是在这种权力格局中逐步完成的。
西安时期的荣禄达到了他权力的巅峰。清廷颁布明发上谕，宣布进行“新政”，在此问题上，荣禄有推动之功，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王朝已经面临末日，新政始终没有多大的进展。各省财政枯竭，行政拖沓，诸事毫无起色。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中央与地方关系日趋紧张，各地抗捐抗税活动此起彼伏，社会矛盾日益复杂。身为首辅，从中很难看到荣禄为扭转局面的努力。相反，朝野对他的非议却此起彼伏，或牵连庚子旧事，或与当时人事纠葛相关。回到京城后，为了缓和外人对武卫军围攻使馆造成的影响，荣禄加强了与外国使节的联络。他虽然主持朝政，却病情日重，时常请假。经过庚子之变，武卫军惨败，妻子亡故，荣禄遭受不小的精神打击。办事拖沓，因循依旧，任人唯亲，政以贿成，受到朝野的批评。这也是后来其历史形象不佳的原因之一。在他病逝后，时论对其功过评价较多。与清廷的褒扬不同，南方舆论对其多持批评讥讽，这与当时革命思潮兴起的背景有直接关系。荣禄死去八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终告倾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也宣告结束。袁世凯——这位在荣禄庇护下力量得以发展膨胀起来的一代枭雄，凭借北洋军阀的雄厚势力，成为影响民初政局的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