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奕欣，满洲爱新觉罗氏、清道光帝第六子，是清末政治家、晚清新式外交的开拓者，幼年师从卓秉恬、贾桢，聪明好学。奕?是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名王重臣，为中国近代工业创始和中国教育的进步作出了贡献。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恭亲王奕欣吗？
恭亲王奕欣——清末政治家、晚清新式外交的开拓者
恭亲王奕欣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
幼年师从卓秉恬、贾桢，聪明好学。道光帝立储时，曾在在四子奕詝和六子奕?之间犹豫不决。但于道光二十六年下定决心由皇四子继位写下遗诏，并于道光二十九年下令在妃园寝内为恭王之母静贵妃修墓亲令静贵妃死后必须葬于妃园寝不得更改，变相暗示恭王争储失败。道光三十年（1850年）以宣宗遗诏公布封“皇六子奕?为亲王，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娶重臣桂良女为福晋，这往往被认为是道光属意恭王之举，而实际上，这个指婚发生在道光下定决心写下遗诏之后，最多只能视为对恭王的补偿，况且恭王福晋并非桂良爱女，而仅为侧室所生的庶女之一。
帝位之争
道光生前共有三后九子，长子薨于道光十一年四月，而二、三两子幼殇；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宣宗第三后孝全成皇后生皇四子奕詝，即后来的清文宗（咸丰）。如果处在明朝，则 “立嫡不立长，立长不立贤”的立嗣规则就已注定了奕詝这位嫡长子的未来皇帝身份，不过就算在以立贤为主的清朝，奕詝的嫡长身份亦使他得到了帝位竞争者中最有利的地位。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后宫中地位仅次于皇后的静皇贵妃生皇六子奕?。
道光二十年正月初九，时年三十三岁的皇后驾崩，道光帝亲自为其定谥为“孝全”。在孝全皇后之后，道光帝未再立后，于是奕?的生母以皇贵妃的身份成为了六宫中之第一人，而年幼的奕詝也交托给皇贵妃抚育。在某些人看来，帝位的天平开始向奕?倾斜了。
但为一母所育奕詝和奕?都还是不懂事孩子，成人所追求的权利此刻尚未给他们带来任何影响。也许是年龄相仿（皇五子奕淙出嗣为敦郡王，而皇七子之后年龄都太小），也许是因为身在寂寞宫廷而缺乏别的朋友，兄弟俩的感情十分亲密。据《清史稿》载“（王）与文宗同在书房，肄武事，共制枪法二十八势、刀法十八势，宣宗赐以名，枪曰“棣华协力”，刀曰“宝锷宣威”，并以白虹刀赐奕?。”由此可见二人关系之亲密，而宣宗亦为此感到欣慰。
树欲静而风不止，奕詝和奕?还没有争夺帝位的念头，而他们的老师杜受田与卓秉恬却开始在暗中进行着无声却激烈的斗争。亲奕?的卓秉恬生前长期担任大学士，“历管兵部、户部、工部，赐花翎”，身后谥为“文端”，由此可见是一位才德皆有可观之重臣，但《清史稿》又载其常在亲贵主持的会议中于众皆称是之际却“时有辩论，不为用事者所喜”，卓秉恬这种不够圆滑性格也在言传身教中极大的影响了弟子奕?；而亲奕詝的杜受田虽然职位较低（此时只是从二品但担任上书房总师傅。），但其在处事与捉摸宣宗心思方面却胜过卓秉恬甚多。根据史书记载，有两件事对宣宗决定继承人取到了重要影响，其一载于《清史稿》，曰：“文宗自六岁入学，受田朝夕纳诲，必以正道，历十余年。至宣宗晚年，以文宗长且贤，欲传大业，犹未决；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受田辅导之力也”。其二出自野史笔记《清人逸事》，曰：“道光之季，宣宗衰病，一日召二皇子入对，将藉以决定储位。二皇子各请命于其师，卓（秉恬）教恭王，以上如有所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杜则谓咸丰帝曰：‘阿哥如条陈时政，智识万不敌六爷。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如其言，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道光二十六年，清宣宗置立储诏于鐍匣。
观以上二事，奕詝得立多倚杜受田之力（杜受田又靠揣摩宣宗心意，老实说不是所谓“正道”），而两事给人的的感觉又颇似《三国演义》中曹丕与曹植，做哥哥的都靠取巧而成为继 承人，虽然可说都是应该的，但往往令人为弟弟抱不平；而第二件事则已写明奕詝在时政方面不如奕?，而两事合并又体现了奕?的文武双全。另一方面，卓秉恬虽未替奕?取得皇位，但奕?却学到了卓秉恬因长期兼管京尹而获得的理政务实之才。由于此时奕?未满十五岁，可以说还是个孩子，所以他并未完全了解这次竞争的成败会对自己一生所产生的影响；而大奕?一岁半的兄长奕詝却充分了解到了个中玄妙，岁月磨练带来的经验胜过了天资聪明。此外，没有证据表明奕詝、奕?的兄弟之情在争夺帝位的过程中受到大的损害。
道光二十八年，奕?娶桂良之女为妻；而后来的慈安太后“事文宗潜邸”应稍晚于此。奕?娶桂良之女为妻一事对他以后的外交生涯和所谓“恭王派”的成立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1850年2月25日) 清晨，清宣宗病笃，遂召宗人府宗令载铨，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何汝霖、陈孚恩、季芝昌，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公启鐍匣，宣示御书“皇四子立为皇太子”；但宣宗最终也没有放弃皇六子奕?，他在生命的最后留朱谕“封皇六子奕?为亲王”，而这种留双遗诏的情况是罕见的。是日，宣宗崩于圆明园慎德堂。
步入仕途
奕?于咸丰三年（1853）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四年连封都统、右宗正、宗令。五年其母孝静成皇后去世，奕?为其母争封号，被免去军机大臣、宗令、都统，七年才恢复他的都统，九年又授内大臣（侍卫处次长官）。十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帝逃往承德，奕?临危受命，担任议和大臣。九月十五日，十六两日，奕?分别与英使、法使签订《中英北京条约》与《中法北京条约》，挽救了清皇朝的命运。他主持议和以及进行的大量的善后事宜赢得了西方对他的好感，为他以后外交活动创造了条件。在议和期间他笼络文祥（户部侍郎）、桂良（文华殿大学士）、宝鋆（总管内务府大臣）、胜保（副都统），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这是他通过议和捞到的政治资本。
兴办洋务
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奕?、文祥、桂良上《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分析了各列强国特点，认为太平天国和捻军是心腹之患，英、俄是肢体之患，应以灭内患为先，然后对付俄国和英国。这媚外之策为后来借师助剿，镇压太平天国奠定了理论基础。根据他的观察，他认为外国人并非“性同犬羊”，英国“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清政府把列强只当作“肢体之患”，认为“可以信义笼络”。折子还提出要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南北口岸管理大臣；添各口关税；要求将军督抚办理国外事件互相关照，避免歧误；要求广东、上海各派两名懂外语的人到京以备询问；将各国商情和报纸汇集总理处。十二月十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出现了军机处以外的另一中枢政府机构。自此，清朝有了专门的外事机构，使清代的外交产生重大突破。衙门还领导了后来的洋务运动。
咸丰帝去世后，奕?成为实力派人物。他协助慈禧太后政变，被授予摄政王，在军机处担任领班大臣。咸丰帝授权恭亲王办理与各国换约事宜的上谕同治元年开始，军机处里原来的顾命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全部免职，换成文祥等人，全面控制了中枢机关。他又身兼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内务府大臣，从而控制皇族事务和宫廷事务大权。他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的职务主管王朝外交事务，自此总揽清朝内政外交，权势赫赫。
19世纪60~90年代，为了求强求富，增强镇压太平天国和抵御外侮的能力，奕?支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大搞洋务运动，以兴办军事工业为重点，也兴办民办工业，近代工业从此起步。为了洋务事业，兴办新式学校，派出留学生，促进了近代教育事业发展。奕?奏请两宫皇太后重用曾国藩，与列强极力维持和局，借师助剿，终于镇压了太平天国，赢得了同治中兴，奕?获得“贤王”美称。
奕?媚外，亲近列强，是洋务派领袖。但他为清流派所鄙视，被呼为“鬼子六”。
奕?支持曾国藩等办洋务，但他又主张削弱地方势力，引起湘淮势力的不满；奕?办洋务，清廷中倭仁等顽固派不满；由于奕?权力受限，不能满足列强的要求，列强对他也开始不满。
遭受打击
慈禧太后利用了奕?，也给予了奕?巨大权力。但随着奕?地位高升和声名鹊起，恭亲王奕?又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不安。于是慈禧太后利用一切机会对他进行打击，使奕?一直浮浮沉沉。同治四年（1865）三月初五，编修蔡寿祺弹劾奕?，说他揽权纳贿，徇私骄盈，太后命令查办，七日就以其目无君上，免去议政王和其他一切职务。朝中大臣求情，慈禧太后才允许他在内廷行走，并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免去了议政王职务。这是奕?遭受的第一次打击。
同治八年，奕?支持杀掉慈禧太后亲信安德海，为慈禧太后所恨。同治十二年，奕?劝谏同治帝不要修治圆明园，触怒了慈禧太后。光绪七年三月，慈安太后去世，奕?更为孤立。反复浮沉磨平了奕?往日的棱角，挫折了他的锐气，遇到大事他提不出应对的策略。中法战争中，奕?为首的军机处对于战与和拿不定主意，军队节节败退。光绪十年（1884），三月十三日，慈禧太后借口奕?“委靡因循”免去他的一切职务，奕?集团全班人马（武英殿大学士宝鋆、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和）被逐出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光绪二十年又起用为总理衙门大臣，并总理海军，会办军务，内廷行走，但毫无作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奕?病故，终年66岁。谥“忠”，其孙溥伟袭爵恭亲王。（风水www.azg168.cn）
咸丰帝临终前为何将最信任的恭亲王奕欣踢出局?
早在咸丰避走热河时，民间就传闻大清皇帝快不行了，随时可能病死，而咸丰在热河过完春节后久不回銮更是证明了这点。对于，咸丰何尝不是心知肚明，但他认为自己还年轻，怎么也没想到竟然会走得那么的快。直到过31岁生日的庆典上，咸丰突然倒下，他终于明白他已是时日无多，不得不考虑大清未来的命运了。
奇怪的是，和康干盛世人口剧增情况相反，爱新觉罗皇族的子嗣却一直在走下坡路。清军入主中原后，顺治虽然只活了24岁，但生下8子6女；康熙是清朝皇帝里子嗣最多的，有35子20女；雍正有10子4女；乾隆有16子8女；嘉庆有5子9女；道光有9子（其中前三子夭亡）10女；而到了咸丰这，只有2子（次子夭折）1女（到了同治、光绪和宣统，这最后三个皇帝在已经成年的情况下，竟然都没有一个子女）。
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问题，这基本不用考虑，因为咸丰当时只有一子，也就是慈禧生下的载淳。如此一来，自雍正朝设立的秘密建储既无实施的必要，实际上也没有这种可能性。在此问题上，咸丰不能像他的祖父嘉庆那样从容挑选皇储，也没有了父亲道光当年立储时的左右为难，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其他选择。咸丰死时31岁却子嗣不旺，这或许预示了大清帝国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
咸丰当时要考虑的主要问题的是，载淳当时只有6岁，即使最乐观，也得在10年后才能亲政。在这未来的10年中，如何才能保证大清皇权牢牢掌握在自己儿子手中，而不旁落他人呢？
为此，咸丰在临终前的数十天里反复思索，左右掂量，他将朝中的主要政治力量在自己的脑海中过了一遍又一遍，真是辗转反侧，彻夜无眠，一时间难以拿定主意。
咸丰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六弟奕欣。奕欣从小和咸丰一起长大，一起玩耍，曾经是亲密无间的兄弟，也是一同读书求知的学伴。但是，咸丰最后做了皇帝，而奕欣只是封了亲王。咸丰知道，自己的这个弟弟是有能力的，能力甚至远超过自己，如果让他以皇叔的名义来给小皇帝辅政，固然名正言顺，足以让大清帝国危木独撑，渡过难关，但是……
这时，咸丰又想起了先朝的故事。清朝第二代皇帝皇太极死后，顺治年幼继位，皇叔多尔衮成为摄政王后大权独揽，妄称“皇父”，要不是孝庄太后在背后暗中操控，委曲求全，这顺治的江山险些就成了多尔衮子孙的家产。三岁看老，咸丰心里清楚，自己的这个儿子自小就喜好玩乐，即使他不是刘阿斗，但也决没有成为康熙的可能。如果把辅政权交给奕欣，能放心吗？
咸丰摇了摇头，将奕欣先否决了。
在咸丰病重之时，奕欣正在北京主持和局，当听说咸丰的身体越来越坏并多次吐血之后，作为弟弟的奕欣也是心急火燎，他多次上奏请求前往热河向咸丰“问疾请安”，其情甚殷。奕欣之所以急于前往热河，固然是出于兄弟间的手足之情，但也不乏对未来政局安排的关注。奕欣也知道，咸丰的日子可能真的不多了，他也希望能够赶在咸丰去世前面见兄长，将此前兄弟之间的疙瘩解开，免得留下终身遗憾。
看了奕欣的奏折后，咸丰何尝不是百感交集。他想起了和奕欣一起渡过的年少时光，又想起了当年竞争皇储的尴尬和自己即位后兄弟间的种种猜疑和抵牾。想到这里，咸丰强挣着坐起身，并亲笔给奕欣回信：
自从去年秋天一别后，转瞬已是半年有余，我也时时刻刻都想与你“握手而谈，稍慰仅念”。
但是，最近我的身体实在是不行了，经常咳嗽不止，有时还出红痰（痰中含血）。我怕与你相见后，回思往事，徒增伤感，岂能无感于怀，对我的病实在无甚好处。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必须要来热河禀报，你姑且在京中好好办事，等我病好回銮后，再叙兄弟之情。
从“徒增伤感”四个字中，似乎可以看出咸丰当时心境的凄凉。或许，要强的咸丰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亲弟弟、昔日的竞争者看到自己临终时的衰状。毕竟，在皇位竞争中，咸丰是胜利者，但老天爷又是那么公平，身为皇帝的他天年不永，将不久于人世，而“落榜的皇帝”奕欣却仍旧身体健康，可以安享岁月。
兄弟的关心让咸丰感动，但未来权力的安排却必须让奕欣走开，因为此时咸丰已经选定了未来的辅政人选，那就是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人为首的八大臣班子。这一批人，一直深受咸丰的宠信，但他们和奕欣却是政见不合，一旦让后者介入，不但不利于政局的稳定，反会起到拖累的作用。
排除皇族宗亲、任用外姓作为辅政大臣，这在清朝历史上是有先例的。当年顺治死后，鉴于多尔衮擅权的教训，孝庄太后任命了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为辅政大臣，以免皇族宗亲窃取大权。但是，在康熙年幼之时，鳌拜也同样飞扬跋扈，专横擅权，要不是少年康熙英明神武、力擒鳌拜的话，清朝的江山恐怕也是岌岌可危。
历史的教训必须吸取。在排除了威胁最大的恭亲王奕欣后，咸丰将康熙年间的“四大臣辅政”人数增加一倍而变成“八大臣辅政”，但这一安排是否能真的保证皇权的安全呢？对于这个问题，咸丰又做了一个巧妙的安排，那就是钤印制度。
所谓“钤印制度”，那就是咸丰在临终之时，将自己平时最喜爱的两枚私印，一枚“御赏”，一枚“同道堂”，分别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和儿子载淳，作为皇权的象征（因载淳年幼，慈禧也就顺理成章的代理了钤印之责）。钤印制度规定，在皇帝年幼尚不能亲政时，凡是以皇帝名义下达的谕旨，在起首之处必须钤盖“御赏”，即所谓的“印起”；谕旨的结尾之处，必须钤盖“同道堂”印，即所谓的“印讫”。只有前后钤加了“御赏”与“同道堂”这两枚印章，谕旨才能生效，否则一律无效。
咸丰的八大臣辅政和钤印制度安排，使得朝政的运作形成了两宫太后代政和八大臣辅政的平行体制。在咸丰的设想中，八大臣辅政可以发挥这八位顾命大臣的政治经验与集体智慧，又可以让他们相互监督和牵制；在此之上，两宫太后代政制度可以让皇后和载淳（实际上是慈禧）利用钤印制度对八大臣加以防范与控制，而两宫太后又不必参与日常的政务处理和军国大事决策。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咸丰临终时精心设计的权力分配方案，其实是想通过多方牵制达到权力的制衡，以确保皇权不会旁落。不过，这个安排看似巧妙均衡，毫无纰漏，但他忽略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矛盾，那就是：权力的执行者（八大臣）和皇权的象征（两宫太后）能否在未来的朝政中通力合作呢？这可不是小问题。推荐阅读：代善
恭亲王奕欣晚清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恭亲王奕欣，人称“鬼六子”，道光帝六子，咸丰帝异母弟。他是晚清新式外交的开拓者，他出谋划策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挽救清朝危机，迎来同治中兴。晚清的政府犹如是满目疮痍的病人，无论跟谁开战结果都只有一个就是战败赔款。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大厦将倾的政权还是苦苦支撑了几十年，甚至这期间还出现了“同治中兴”，一度让当时的人们见到了恢复天朝上国的曙光。而在风雨飘摇中背后苦苦支撑大清朝这艘轮船的人，就是恭亲王奕?。
奕?的人生转折点：鸦片战争“议和事务“全权大臣
1853年，年仅20岁的奕充任军机大臣，两年后，年轻的奕为自己的轻率付出了代价。奕在其亲生母亲发丧期间，因向咸丰帝恳请为其母亲讨“太后”封号，触怒了咸丰帝，被解除全部职务，重回上书房读书，初次尝到了被罢黜的滋味。
1860年，英法联军大败清军于八里桥，直逼京师，咸丰帝带着妻妾亲随从圆明园仓皇逃往热河。出逃前，起用奕为“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在危急的形势面前，奕只得担起督办和局的大任，谁也没想到这次苦差却为他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干的平台。
和谈初期，奕通过照会尚据理力争，但在联军的炮火和强横面前，奕被迫全面接受英法赔款、通商、谢罪、割地的要求。交涉谈判让27岁的奕饱受屈辱和惊吓。10月24日，奕终于等来了与英国特使额尔金签约。然而，额尔金故意迟到，让奕及数百名中国官员等了两个半小时。而当奕主动走上前去向迟到的额尔金抱拳行礼时，额尔金却故意露出“骄傲而轻蔑的一瞥”。额尔金还蛮横地要求奕走在他的前面。最终，奕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签署了与英国的不平等条约。“人们注意到，恭亲王在向额尔金告别时，向他投出了恨之入骨的一瞥。”
作为“天朝”贵胄，奕也有着强烈的“夷夏”观念，内心对列强既充满了鄙视和排斥，又满怀恐惧和仇恨。但和约签订后，看到英法联军竟能遵守约定，撤军南返，他逐渐打消了对英法联军的疑虑，了解到原来这些外国只是要通商以及对等的外交关系，并没有想要推翻王朝，可以用“信义”笼络。
随着与西方人的接触越来越多，奕开始赞赏西方人的工作精神和敬业态度。后来他同意由英国人李泰国整顿重建中国海关，充分信任英国人赫德担任总税务司，足以证明他对西方、对世界的看法已发生根本性转变。
倡导新政：发起洋务运动和举荐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能臣
1861年初，痛定思痛后，奕同文祥、桂良等人一起上了《统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等奏书，提出“自强”口号，洋务运动从此展开。
咸丰帝批准恭亲王建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北京设立，成为新政推行的中枢。同时，南、北通商口岸分设大臣，中国通往世界的通道渐渐打开。
这一年，咸丰帝病逝。恭亲王与慈禧太后联手，发动辛酉政变，抓捕载垣、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随后，同治皇帝继位，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奕成了摄政王，晚清政治特有的“叔嫂同治”的格局开始了。3 个20多岁的年轻人接手了一个内忧外患深重的帝国，他们没有其他选择，惟有加紧改革。
有了展现才能的机会，奕自然不会放掉，他首先大胆借助西方力量，重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臣，结束了长达十四年的太平天国动荡。同时，他推行新式练兵，开办军事工业，编练近代陆军，筹建近代海军，洋务由军用及民用。短短三十年，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开平煤矿，还有影响后世发展至巨的铁路，都在恭亲王时代渐次诞生、一个与传统完全不同的全新时代悄然呈现。奕也因为主持洋务，同洋人打交道，被保守派戏谑为“鬼子六”。
据学者研究，到1890年前后，中国国民经济总量重新跃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综合国力与军事力量虽不能与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相比，但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与大国气势毕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
当时朝廷大臣大多守旧，对恭亲王的做法很不认同，例如大学士倭仁就反对几乎恭亲王所有的改革措施，最大的一次冲突是设立同文馆。恭亲王也为了顾全大局，手段很软，请倭仁去主持，保证方向正确，倭仁因为缺乏实践经验，只好退缩。同治后期至光绪前期，清廷“清流”言官的活动达到顶峰，虽然客观上起到了“整顿积弊”督促行政的效果，但不少也是“沽名钓誉”、“纸上谈兵”，对于主持政府日常事务的恭亲王来说压力很大。这一切，奕基本上用顾全大局的软手段应对和化解。
朝臣还好应付，曾经“同舟共济”的慈禧太后就不那么好伺候了。加上奕时常一意孤行，不注意小节，许多事都未奏明两宫太后而独断，使得慈禧日渐不满。随着慈禧掌政经验不断丰富，而有议政王身份的奕就成了慈禧专权的阻碍，虽然两人的矛盾并不在于政策，对于自强新政也并无异议。
1865年3月，慈禧太后利用言官的一道折子，发出了罢黜奕的懿旨，称恭亲王妄自尊大，目无君上，所以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奕认罪复职后，失去了“议政王”的头衔，不过他仍为朝中首领，许多政令仍需依靠他来决定。慈禧这次也只是惩戒一下恭王，没想动真格的。然而，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地位在慈禧之上的慈安皇太后猝死，使慈禧与恭亲王之间的平衡彻底被打破。
奕政治生涯的衰退：“甲申易枢”事件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奕指挥的军机处进退失据，和战不定，最后清军败退。3月13日，慈禧太后借口“委靡因循”，罢去恭亲王一切职务，令居家养疾，改组后的军机处为醇亲王（光绪之父）一派人物所掌控，史称“甲申易枢”。短短几天时间内，羽翼已丰的慈禧太后就完成了对清朝中枢机构的大调整，手腕干净利落。恭王于罢政后曾作感事诗一首，有句曰：“手拍栏杆思往事，只愁春去不分明”，迷茫之情，溢于言表。此后，恭亲王则形同闭门思过，不入内廷凡十年，直到甲午战败之后，他才又被起用为军机大臣。此时的恭王名位与权势已不如当初了，行事更加戒慎恐惧。
关于晚清著名的“甲申易枢”事件，在主流史家眼中，“甲申易枢”普遍被看做是慈禧太后抢班夺权的“疑似政变”，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反动”势力向以恭亲王为首的改革派们的反攻倒算。利用中日战争的失利，慈禧太后甚至不用一杯酒，就成功地解除了恭亲王的权力，至于李鸿章等人，则成了陪衬而已。在这之后，无论军事、经济、人才建设等任何改革，都无不遭遇重重阻力，打横炮的、使绊子的，弄得恭亲王也心灰意冷。
北京恭王府
奕的难题：延长清朝寿命的保守改革还是激进改革
恭亲王呕心沥血倡导践行“新政”，然而他对国家“自强”的期待并没有变成现实。1894年中日黄海一战，举全国三十年积累创建的北洋海军顷刻瓦解。紧接着，马关议和，割地赔款，大清王朝陷入空前的政治危机。
光绪二十年，甲午战败之后，因朝中亲贵大臣一再荐举，以致慈禧不得不勉强再任命他为领军机的重臣，但他在此时一则由于年已老耄，二则亦久已洞悉慈禧的揽权私心，所以他的态度也变得模棱圆滑，凡事委蛇因循，以致朝野上下都对他失望之极。但面对慈禧已根深蒂固的专制权威，顽固自私的思想，奕?除顺命外也别无他法。
洋务新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反思很快被朝野各界所认同。此时，重掌军机的恭亲王奕也期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改革，重建一个高效廉洁政府。无奈清政府积弊太重，而且奕也真的老了，他在勉为其难地维持着残局。1897年底，原本与中国关系还算友好的德国突然不宣而战出兵强占胶州湾，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再度高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要求清政府取法俄日，从根本上铲除旧制度的根基，建立君主立宪体制。康有为的呼吁逐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喝彩，光绪帝令奕认真研究这些建议。作为稳健的政治家，奕当然无法认同康有为的政治理念，更不主张采纳改变大清王朝固有政治体制的激进变革。
晚年的奕：暗中保护了青年一代的改革思潮
晚年的奕办事总以保守成局为己任，认为目前国家虚弱已极，不宜再有变动.先是违光绪之意促成马关条约的签订，又以“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大员不得召见”为由，不让光绪同康有为直接对话。因为他了解光绪年轻气盛, 冲动又缺乏政治经验, 若再有康有为的一番面晤鼓吹, 还不定出个什么乱子。但是奕绝不是一个刚出土的老古董， 而是倾向于支持，至少是纵容改革新思潮的。
事实上，在甲午战后三年时间里，奕对于改革新举措还是持积极态度的，比如同意贵州学政严修的建议创设特科以广收人才，同意荣禄的建议增练新军以固国本，开设武科以培养新式军官等。即便对康有为等人创办的强学会，虽然朝野上下要求严厉查封，但奕的处理则比较低调，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爱国热情。
青年一代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奕?的理想和追求，如果奕?再年轻些，按照他过去的思想倾向，他一定会全力支持这些年轻志士。不过，奕?的生命毕竟已进入最后岁月，他的老成持重使他不可能对康有为激进主义改革方案完全赞同。他似乎已意识到，清政府如果依照康有为的方案进行改革，那么很可能意味着清朝历史的终结。作为大清王朝为数不多的清醒者，恭亲王不会不明白，改革首先需要的并不是他的个人能力，而是圆滑的生存之道和高超的政治手腕。但不管他的主观意愿如何，正所谓“形势比人强”，面对“势禁形格”的无奈现实，他能做到的只是尽量延长帝国的寿命，却决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帝国的命运。
1898年，就在维新呼声不断高涨之时，恭亲王奕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进入5月就基本卧床不起。5月26日、27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多次前往探视恭亲王，并且就他身后的国家大事，进行了广泛而坦率的征询和探讨。恭亲王希望年轻的皇帝能够很好地尊重慈禧太后，要在用人行政上要格外小心，恪守成宪，维系人心，与那些忠诚的大臣们共同商量，治理国家，经武整军，富国强兵。对于贵为光绪帝师的翁同和，奕认为他“居心叵测，并及怙权”，如果不进行防制，将来一旦他与康有为等人联手，必将祸及大清王朝。
恭亲王的临终交代引起太后与皇上高度重视。在恭亲王奕去世之后半个月，光绪断然罢黜翁同和一切职务，然而他却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
奕的去世：晚清维新派和革新派失去了双方权衡的力量和纽带
康梁持变法所依靠的核心力量主要来自以光绪帝及翁同和为首的帝党。但表面上已亲政近10 年的皇帝，仍然无法逾越慈禧太后这道巨大的权威屏障。而太后本人， 正如恭亲王一样， 并不主张过激、过快、打击面过宽的变法。
然当奕在世时，她尚不需亲自出马， 毕竟，此时的恭亲王已非30年前那个胆敢同她顶撞的热血青年了，而是一个老成持重、调和各方、作风稳健的老年人了。她相信有奕在，局面是可以控制的。同时，恭亲王对康氏变法所持的态度，使光绪在做出决策时也不得不有所顾虑。
但恭亲王5月29日故去，清廷中枢失去了一股特殊的对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对政府中各个不同派系均有牵制和威慑作用的力量。他去世后的次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就亲自前往恭王府悼念，对恭亲王的一生功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赐谥号为“忠”，配享太庙、入京师贤良寺。慈禧太后还下令“辍朝加两日”，即中央的丧假从3天改为5天，同时，“皇帝素服十五日”，这是人臣罕见的哀荣。
在慈禧尚未考虑采取强制措施时，光绪遂于6月11日，奕逝世后第13 天颁定国是之诏。在他看来，恭亲王一死，阻力就减少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太后是默许他的变法之举的，但是光绪误解甚至是夸大了这种默许。
洋务新政三十年埋头发展壮大自己的思路并不错，然问题在于以恭亲王为首的洋务派未将发展后的路径向知识精英说明白，或许他们自己也不明白经济发展之后要怎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究竟要达成一个怎样的目标。而中国知识精英也缺乏理性自觉，所以当中国在三十年发展之后，却在甲午战争中败给东邻小国日本，心理上的不适应在所难免，陷入整体困惑。不过在这个时候，恭亲王还能把握住大局，并没有让中国这艘大船迷失方向。然而，恭亲王病逝仅仅十三天，一场超越“中体西用”的政治变革（戊戌变法）突然发生，从此中国踏上一条极为坎坷的曲折之路。在慈禧尚未考虑采取强制措施时，光绪遂于6月11日，奕逝世后第13 天颁定国是之诏。在他看来，恭亲王一死，阻力就减少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太后是默许他的变法之举的，但是光绪误解甚至是夸大了这种默许。
事实上, 慈禧太后对变法之宽容远不及恭王，手段之狠、之酷也非恭王所能及。奕去世后，她不会容忍变法越走越远了。于是，在一片乞求太后保全、收回成命的呼声中，她迅速采取措施，以9月21日囚光绪于瀛台、遍捕维新志士、尽革新法来结束这场变法运动。
后人对恭亲王奕?的客观评价
美国传教士，外交官何天爵（ChesterHolcombe）曾这样评价奕?：作为所谓的“防御外交政策”——中国迄今为止只有这一政策的领导者，恭亲王显得出类拔萃。帝国中还没有人像恭亲王那样明白帝国可能的未来和帝国自身的弱点。帝国活着的人中还没有人像恭亲王那样富有经验，担当重任……实际上，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恭亲王是政府政策制订的主心骨，也是执行这些政策的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与外交家。
后人提起晚清洋务运动，大多数人知晓的都是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这些人，殊不知，如果没有奕?在背后苦苦支撑，这些人根本不可能如此顺利的登上历史舞台，也不可能成为影响晚清的重量人物。推荐阅读：吴应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