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特工，在行事方面或者是处事方面都是很注意到周边的环境的，而戴笠的死亡，从追认为中将，对此戴笠的历史评价到底如何？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戴笠的历史评价
“杀人魔王”戴笠是怎么死的
1946年3月17日下午，雷雨过后的岱山村上空依然阴云密布，由远而近的飞机引擎声引起了村民的眺望。只见一架飞机向不远处的马鞍山撞去。一声巨响，火光腾起，飞机坠毁了。
这是哪里的飞机？为什么会坠毁？
村民们在惊慌中议论纷纷，但一无所知。直到两天后，才有接到村民报告匆忙赶来的军统人员来到现场。他们从遇难飞机的残骸、人员遗体以及遗物的辨识中，确认这架坠毁的飞机正是失踪的军统头子戴笠乘坐的专机。遇难者正是戴笠及随行者共十三人。
3月21日，《大公报》、《中央日报》等主导舆论的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戴笠乘坐飞机公干，“飞机撞到马鞍山坠毁而亡”的消息，一时中外关注，成为头条新闻。
果真如此吗？的确是意外吗？
很多人难以置信。一个被称为“中国希莱姆”的特务头子，也会这样死于非命吗？
一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飞机遭遇恶劣天气说认为：戴笠的座机是遇上了雷雨而失控的。事实上，这种说法是难成立的。当时，戴笙乘坐的是美制DC—47型飞机，它是当时世界上制造最多，使用范围最广的运输机，质量和性能都是一流的。二战中，是美军主要的运输机。即使在恶劣气候中，也能正常飞行而不受影响。同时，戴笠座机的飞行员也是在美国特训的，出现驾驶失误的可能性也极小。
那么，排除了飞机本身发生意外的可能，究竟会是什么原因呢？
***清理门户说认为：戴笠是被***暗中指使人制造飞机“自然坠毁”事件而消失的。这初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谁人不知，戴笠乃***豢养的最亲信、最得力的鹰犬。他二十多年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组织，搜集情报，对付政敌，对***的贡献远远大于任何一位要员，而且忠贞不渝，唯命是从，***再冷酷无情也不至于自断臂膀吧！
但无情的事实是，***在建立军统之前，已建立了中统。并让两大特务体系互不隶属，各自形成了圈子。***居二圈子之上控制，还不时挑起互相争斗，以便加强二者各自对“领袖”的依赖，并长期不断考验其忠诚。对军统和中统，***表面上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枪给枪，尽其所有任其发展。但实际上，他也不愿其坐大到威胁自己的独裁地位的地步。对此，戴笠在1942年军统成立十周年庆典邀***参观后就明显地感觉到了。当时，他为了献媚，向***全面展现了军统的实力，本意想邀功请赏，谁知弄巧成拙，反而招致***的猜忌。仅以多达数十万的军统人员而论，不仅个个身怀绝技，以一当十，勇猛异常，全为美式特殊装备，而且他们只唯戴老板之命是从，就连***也是难以直接指挥的。这就犯了自成圈子的大忌，如何能让生性多疑的“领袖”安心呢？
一旦有朝一日，他们拥戴戴老板做“领袖”，***纵有黄埔众多的“天子门生”保驾，也未必有胜算。即使戴笠有此心无此胆，那他知道的核心秘密也太多了，任何一件都足以引起震惊和恐慌，该如何从根本上防止和消除呢？
***从那次参观后，就决定“削藩”，寻机破除戴笠苦心经营了多年的这个特务圈子。当时，正值抗战最艰难时期，大敌当前，不便立即动手，他只采取了两个预防措施：一是派亲信唐纵监视戴笠，使其一言一行尽在掌控之中；另一就是限制戴笠的官衔，不给他升职。以戴笠的势力和贡献，怎能长期屈就一个军统局局长之职？在将星如云的“国军”序列中，戴笠至死仍是一个区区的少将军衔，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吧？“领袖”在不断为别的“天子门生”封官晋爵的同时，为何偏偏忘了给也是浙江同乡、也属黄埔毕业的“天子门生”的戴笠升职授衔呢？
圈子的特性使然。本来，作为浙江同乡，作为“天子门生”的戴笠自然属于***的核心圈子，不可谓不受宠信，但如果他掌控的势力圈子对***这个大圈主构成了某种潜在的威胁，那无论什么都可以被视为异己而排除，无论谁都会让其自然或意外地消失。
纵使戴笠也不例外。
“如果不死在**党手里，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戴笠在抗战胜利后发出这样由衷的哀叹，正是他自以为必死的恐惧心理的真实表露。当时，社会舆论一致把反对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焦点集中到取缔特务组织上，戴笠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变得声名狼藉。***为应付舆论自保，更为“削藩”，公开承诺要让军统、中统成为历史。
戴笠怎么办？应该安排在何处？
***竟无明确表示。戴笠利用关系活动警政总长一职，但因***反对而未果。他又企图借助美国的支持，谋求海军司令一职，不想，这又给***形成了挟洋自重、要挟之嫌，更加深了不满和猜忌。
在习惯独裁专权的***看来，戴笠的势力已越来越大了。自己养虎遗患，若不及时“削藩”，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制造一个天衣无缝的“自然”发生的事件，让隐患彻底消除，是完全合乎***的品性和破除圈子的惯用手段的。
不过，从戴笠坠机而亡的事实来看，尚无有力的证据证明此乃***的“削藩”之举。可能，早已自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之手”的戴笠，在***尚未动手之时，就已经先死了。
那么，除了***之外，还有谁要置戴笠于死地呢？
马汉三谋杀说认为：戴笠是被自己的部下、得力干将、亲信马汉三所谋杀的。
不为别的，只为一把九龙宝剑。
说来话长。早在东陵大盗孙殿英掘坟挖墓后不久，这把从乾隆墓中盗得的国宝——九龙宝剑就到了戴笠手中。原来，一时成为社会舆论声讨对象的孙殿英想通过戴笠把此剑献给***，以求逃避罪责。戴笠既不想为孙殿英开脱，又不愿此独一无二的宝剑落到他人之手，也不想背负私藏国宝的恶名，故而先将宝剑交亲信部下马汉三保管。并言明，以后待机再收回。不想，1940年马汉三在张家口被日本特务抓捕。为保命，他主动献此剑给审讯的“东洋魔女”川岛芳子。并随之变节投敌，做起了“两面间谍”。对此情节，马汉三一直巧妙地隐瞒着，他人一无所知。戴笠还一直以为那把宝剑仍在马汉三手中呢！
日本投降时，马汉三刚好任军统北平站站长。他就在第一时间赶到川岛芳子住处，挖地三尺，终于找回了那把宝剑。失而复得，马汉三打算主动交还给戴笠，以掩盖献剑投敌的罪行。不想，戴笠到北平巡视，竟亲自提审了已被收押在监的川岛芳子。戴笠本想从她口中得到一些绝密的情报线索。不想为活命，川岛芳子主动交代了马汉三献剑投降的情节，戴笠大为震怒，他最恨那些对自己不忠的人。尽管马汉三一直是自己的心腹，但他已经有了这样不忠的行为，将其清理出核心圈子自然不会手软。
不过，在表面上老奸巨猾的戴笠仍不动声色，反而表示要重用马汉三。马汉三呢，自然非等闲之辈，他从戴笠出乎意料的过分平静和恩宠中察言观色到了潜藏的杀机。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马汉三演戏的功夫并不比戴笠差。他一方面把宝剑当面交给戴笠，表示完璧归赵；另一方面让自己的情妇兼机要秘书刘玉珠全程陪同戴笠，好见机行事。果然，好色如命的戴笠一见楚楚动人的刘玉珠，立即把对马汉三的怨恨忘到了脑后。
孰不知，色字头上一把刀，销魂之时往往就是魂断之日。
果然，就是那位有着华北督导员公开身份的床上尤物刘玉珠，在青岛陪同戴笠时，暗中在他乘坐的飞机上安装了定时炸弹。
一个谋杀过无数人的杀人恶魔，就这样被自己的部下用并不高明的手法谋杀了。
是一时失算？还是宿命如此？
戴笠死后，马汉三、刘玉珠即被军统秘密审讯并处决，可作为关乎其死因此种说法的有力佐证
唐纵日记对戴笠评价甚高
1938年夏,福建省保安处长叶成不买戴笠的账,利用福建省主席陈仪的权力,惩办了戴笠派往福建的军统站长张超,判了死刑。戴笠为出这口气,自然要找叶成算账。但叶成出身黄埔三期、曾任***侍从副官,也是***的心腹,再说钩挂着陈仪,***也两边难摆平。当戴笠找到***,要求惩办叶成,蒋不同意,戴便下了跪。***责备他不要人格,要挟领袖。戴笠退出后,写了一份很长的辞职报告,次日递上。蒋不准。后来,胡宗南让叶成去西北当师长,戴笠与叶成的关系才缓和下来。
戴笠为部属下跪,其属员认为戴勇于任事,敢挑担子,十分感动。唐纵评道:“跪恳的事,谁能做,非有人所不能的精神,谁肯如此做。”(《在***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75页。)
戴笠之所以得到***的绝对信任,也确实有点绝招。如他夫人死后不再迎娶,情人亦仅一胡蝶。更绝的是他不允许部下结婚,戴氏名言:“针不能两头尖”,意谓必须一心一意服务党国事业,不受家室拖累。其部属唐纵评曰:“雨农(戴笠字雨农)不主张部下结婚,也不主张孝亲,未免太偏,而且失之情理,因此引起部下不少反感。但是在人多为家室奴役的条件下,这个见解是有相当理由的。”不少女军统为此苦恼不已,常醉酒哭泣。包括一些大特务想结婚都不敢提出申请。“他只知道要人为他卖力,而抹杀人类生存欲望。”(《在***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298页、第336～337页。)
1946年3月17日,戴笠上午十时由青岛乘航委会222号运输机飞南京,下午一时到达南京上空,因天气不佳,有雷阵雨,无法正常着陆。戴笠之所以去青岛,说是为了接影星胡蝶一同赴沪。当时,南京明故宫机场打开导航台,引导222号机进行穿云下降。如不行,改飞上海或济南。但因上海、济南天气也不好,222号只好在南京再作穿云下降。但222号运输机在云雾中失去方向,与地面联系困难,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雷雨中,三次下降都越过机场,无法着陆,最后一次下降时偏飞至江宁县。下午1时6分,222号电讯联络突然中断,地面多次呼叫也听不见222号的讯号。高度只有200米的板桥镇戴山,成为戴笠的葬身之地。
222号机撞山后着火爆炸,残骸四处飞溅,有的被雨水冲走,机上11人(机组4人,乘客7人)全部摔死,主要随员有军统局人事处长龚仙舫。又经过大雨的冲刷,尸体被冲到沟内和山脚下的小庙旁,尸体被发现时,大都肢体不全,个个焦黑。222号的机翼和机身均已烧毁,只留下一截飞机尾巴,仍可看清尾部编号“222”。飞机失事以后,大雨不停,尸体在大雨中泡冲数天才被发现,随即雇人整理,埋葬于南京灵谷寺烈士公墓。
222号运输机之所以失事,主要是飞行员张远仁技术问题。他听说有飞沪任务,当时上海的黄金美钞生意正大有赚头,他捞钱心切,向队长送礼,一再要求派任。张远仁与队长同住一院,关系本来就不错,但队长因张飞行技术不高,有所犹豫。张巧言道:“主要替队长赚钱,请队长也出些本钱,一定能赚回大钱。”于是队长动了心,两人在222号起飞前,连夜准备,翌晨赶到机场,以队长命令将原飞行员换下。
这位原飞行员事后分析:从正副驾驶员张远仁和冯俊忠的飞行技术来分析,一般气候条件下是没有问题的,尤其冯俊忠年龄较长,飞行经验丰富,完全能够胜任。但他们都是在日式飞行训练中培养出来的,缺乏科学头脑和先进技术训练,尤其对利用无线电波、罗盘及单凭听觉的定向盲飞,全未学过。张远仁只是学过初步的穿云下降理论,毫无实践经验。冯俊忠是广东航校的老前辈,经验飞行很出色,但一遇到要使用仪表、电波、无线电等设备,就有困难了。因此一遇到恶劣气候,缺乏应变能力,这是这次空难的必然性因素。作为空运队长本应有所预料,但他为牟取暴利,心怀侥幸,违反飞行纪律,滥用权力取消原飞行技术方案,此乃事故主因。222号专机失事,实为国民党空军史之丑闻,当时不可能披露真相。
1946年3月21日,唐纵在戴老板升天后,在日记中对戴氏盖棺定论:“雨农兄英明果断,机智过人,勇于任事,不辞劳怨,十四年来艰苦奋斗,不遑宁息；对领袖忠诚无间,对朋友热情可亲,处事敏疾神速,约束部下森严可畏,有忍人之心,行忍人之政；在生活方面待人过严,待己过宽,过世人所最诟病；做事无计划,视其需要者而为之,故其部下莫知所从；其成功处在能选择重点,以集中之精力、最大之财力办理一事,无顾忌无畏葸!”(《在***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601页。)
戴笠之死的评价
***总理评价戴笠之死
戴笠曾让很多人闻名色变。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他的军统为国家搜集了大量的情报，为政府除去了很多反叛者、颠覆者，为***除去了很多政敌。他被称为“***的配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向***提出要见到“中国的希姆莱--戴笠”。这是一个让人想起王朝政治时代的东厂、西厂一类机构的鹰犬、爪牙。
这其实误解了戴笠及其同志，戴笠们是很平常的。甚至可以说，这种人在我们的社会里无处不在。
在穷困的日子里，戴笠也不曾忘记自己的志向，不曾改变自己爱整洁的生活习惯，哪怕是俗艳廉价，他也总要保持衣冠楚楚。比方说，在杭州混饭吃时，他只有一套夏装，为了保持整洁，他通常在西湖边找一块无人之地，脱下上衣和裤子来洗，然后把衣服晾在一块有太阳的岩石上晒干，自己在一边替帆布鞋上粉，直到看上去像新的一样。而也就在这种一般人都觉得尴尬的穷讲究里，他结识了终生的朋友，当时的小学教师、后来成为***门生的胡宗南。按照戴笠的传记作家、美国人魏斐德的说法，戴跟胡宗南都是小知识分子，即今天社会学家眼里的“小平头阶级”，不自觉地具有流氓知识分子特有的自负，“他们各自在对方身上看出了自己对权力和地位无限的渴望”。
戴笠不仅有生活目标、理想，也有实现这些目标理想的艰苦付出。在他30岁时，听到“革命朝气在黄埔”的说法，就自改其名，取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骑马，他日相逢君须下”之意立志，更名戴笠，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甚至到他成为蒋的心腹之后，他仍然身先士卒，事必躬亲。为北伐收集情报，他常一个人奔走四方。当时共事的同学徐亮回忆说：“人称戴笠是英雄，我以为是怪物。这种人醉心事业，连皮肉痛苦都能忘记，非怪物而何？”
抗战军兴，戴笠已位高权重，但他在淞沪之战中，白天忙于组织对日情报战，并竭力建立军统武装别动队(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协助正规军作战；晚上，他亲自坐车从上海到南京，向***汇报战况和情报分析。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时时如身临鬼门关，他却犯险如常。抗战后期，戴笠屡次化装深入日伪区，布置情治系统，检查工作。当时，日本人对他的人头悬赏金额，犹在对***悬赏之上。
可以说戴笠是一个干才。戴笠谍报功绩的顶峰是1945年（编者注：此应为作者笔误；珍珠港事件发生在1941年），其谍报网络在鼓浪屿率先破译日本将袭击珍珠港的情报，并报美军海军部，但被美军一笑置之。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军才意识到戴笠的厉害。乱世行权，何况抗战。在抗战中，特工工作的重要性也为一般人所理解，戴笠也开始为人们刮目相看。据说，戴笠遇难后，举国哀悼，就是他过去的敌人也都在追悼他。有一个说法是，***在中共的会议上说：“戴笠之死，**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戴笠读书不多，却坚守了忠孝的观念。他的母亲把他养大，在他成为“杀人魔王”时，他仍对母亲十分孝敬，甚至要部下向其母亲学习，学习她管理繁杂事务的能力。而在他短命而辉煌的特工生涯中，他也有着献身国家、领袖的愚忠。也许***需要的，就是他那种“奴才中的人才”，或说“人才中的奴才”。
不难理解戴笠的意义。说到底，这一类人，怀着成功名的用世之心，并非自己力挽狂澜地救世，而是躲在政权、领袖，某个人或某个机构的羽翼下，借助于专政的机器为所欲为，便宜行事。他们的忠已经超出了道德的范畴，只是某种工具或打手；他们的孝也只是停留在赡养一责上，远谈不上跟上一代人交心交流。
时隔六十年，文明社会已经对戴笠及其同类作出相当公允的评价。人们坚定地指认戴笠为“杀人魔头”，是法西斯性质的工具，甚至对戴笠的死也认为是冥冥中的报应，都说明人们对安身立命或为人处世有大于权宜的标准，那是一种建立在尊重个人生命之上的标准。
可以说戴笠没有人格，他的内心是扭曲、病态、残忍又卑怯的。如果说平常中国人的生活可传三世、五世甚至十世，即人格成就或榜样可以不中断地传几代人，但戴笠那样非人性的生活到他自己就中断了，他在中国人的家族传承中不起作用，他不属于中国家世中的一环。只是以戴笠之心眼生活的中国人还有很多，他们跟我们一道，决定了我们社会的文明进程和文明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