傣族的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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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其先民在有史记载以来被称为“百越”，“百越”是我国古代东南和南部地区一个分布广泛的族群，在东起今浙江、福建，南至今广西、云南，直至东南亚一带的广大领域内都有他们活动的足迹。其后裔还包括了今天的水族、布依族、侗族、黎族等民族。因其历史上同俗共源、支系发展繁杂、分布地域广阔而被称之为“百越”，以示其多。

“百越”一名出现于战国晚期，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恃君》：“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交趾在今越南北部，会稽在今浙江省绍兴，加上云南省整个南部边沿地区，构成一个半月形的广阔弧形地带，是最早的百越文化区（黄惠j著：《从越人到泰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5-6页。）。自殷商以来，云贵高原上便有越人活动。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在傣族地区或邻近傣族的地区多有发现。从60年****始，景洪澜沧江沿岸的台地上先后发现了曼蚌囡、曼允、曼景兰、曼厅等新石器时代遗址，清理出石斧、石锛、石刀、鱼网坠等石器以及陶器、骨器和贝壳等遗物（宋兆麟：《云南景洪附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1965年第11期。）。在德宏瑞丽江畔的芒约和陇川曼胆两个新石器时代遗址上也发现了夹沙红陶、夹沙黑陶、印纹陶片、石斧等遗物，其中有肩石斧、石网坠和印纹陶是古越人文化的典型代表，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具有明显的百越文化特性。

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昆明……其西千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曰：“滇越、越，则通号越，细分而有Q，滇等名也”。这是公元前1世纪时关于傣族的明确记载。公元69年，东汉王朝在云南西部越人区域设置永昌郡(郡治在今保山)，辖永昌徼外的广大傣族先民。在历史发展的演变过程中，傣族先民又以多种族称见于史乘。《后汉书?西南夷传》中称之为“掸”；唐代樊绰的《蛮书》则根据其特征称之为“黑齿”、“金齿”、“绣脚”、“绣面”等，宋代沿称“金齿”、“白衣”，元明时写作“百夷”，清代后多称“摆夷”，自称则一直是“傣”。黑齿、金齿实际上是一种装饰牙齿的习俗，现今大部分傣族仍以各种植物染黑牙齿为美，或长期嚼食槟榔等导致黑齿，或以金银齿套装饰牙齿。绣脚、绣面即文身，是傣族中仍很盛行的一种习俗；而史料中的“通身裤”、“娑罗笼”即统裙，是傣族妇女的传统服饰；所谓的“楼居”则一直是傣族的传统建筑--干栏式建筑，这些都是古越人与今天的傣族的共同文化特征。

 

傣族的语言分三种方言，即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泐语、德宏地区的傣那语和孟连等地的傣绷语。傣族也有自己的文字，按使用地区不同，可分为傣泐文、傣那文、傣绷文和傣端文四种。长期以来，傣族人民用这些文字记载着傣族源远流长的历史，使大量文化典籍及民间手抄本得以流传至今。

傣族信仰南传佛教，又称“小乘佛教”、“上座部佛教”。小乘佛教源于古印度，传人傣族地区的具体年代于史无考，兴盛于12世纪以后。小乘佛教初传人傣族地区时，曾受到本地原始宗教的抵制，但由于它得到当权者的支持，在傣族地区大兴佛寺．遂使之在傣族社会渐居主导地位。小乘佛教适合傣族农村自然经济的特点，以村落为中心开展宗教活动，其在每个村寨都建有寺院，在宣经讲道的同时也接受世俗信徒的布施。傣族农村中佛寺、佛塔甚多，仅西双版纳地区就有佛寺一百二十多处，现存规模较大的佛塔有瑞丽县的姐勒、陇川县的景坎、盈江县的曼勐町三座，其建筑、雕刻、绘画皆十分精美。傣族人民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也受到佛教很大影响，如傣族的传统节日关门节、开门节、泼水节等，亦多与佛教活动有关。

过去傣族的文化教育由寺院垄断，男子只有人寺为僧才能通过宗教教育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故傣族男子一般七八岁起就到寺院出家，直到成年后还俗，也有少数人自愿留寺，成为终身僧侣。在没有学校的年代，佛寺便成为傣族男童学习傣文的场所，佛寺的这种教育形式被称为“寺塾教育”或“佛寺教育”。而传授的佛教经文被刻制在贝叶上。成为著名的“贝叶文化”。贝叶是用棕榈科贝多罗树的叶片，经煮、晒、压后修整成册，在册的两端打孔用绳串起。然后用特制的铁笔将文字刻在上面。再用小桐子油拌烟墨刷在贝叶上，使文字清晰地显示出来。这种工艺能防潮、防腐、防蛀，数百年后字迹仍然清晰，对保存傣族文化起到巨大的作用。

傣文贝叶文献十分丰富．仅西双版纳一地。即拥有贝叶经书八万四千卷，故人们常以贝叶经泛指所有贝叶文献，将之视为傣族文化的代表和象征。傣文贝叶文献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佛教经典，分经、律、论“三藏”，即本来意义的贝叶经；一类是傣文书籍，分天文、历法、文学、数学、农业、医药、历史、政治、军事等若干相对独立的学科，其中包括各种体裁、题材的文学作品。正是由于贝叶文化的兴起和繁荣，才使傣族文学亦得到了巨大发展。 推荐阅读：哈萨克族的历史文化 

 

傣族的社会发展，和祖国的历史分不开的。在公元前二世纪以前，傣族地区就是祖国西南和中印半岛的缅甸、印度、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要道。西汉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开发西南地区，建置益州郡时，傣族地区即是益州郡的西南边疆；东汉永乐十二年(69)在哀牢地区增设了永昌郡，傣族地区属永昌郡管辖。当时永昌徼外的傣族先民——掸族部落，曾3次遣使携土产珍宝到东汉京城——洛阳朝贡，受到中央皇朝的封赐。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朝贺，并派出精湛的乐队和杂技艺术团到东汉宫廷演出，博得安帝和群臣的赞赏，东汉皇朝赐给掸国使节印绶、金银、彩缯；掸国王雍由调被封为汉大都尉。至此，傣族和东汉皇朝正式建立了隶属关系。这一时期，傣族社会已进入农村公社制。

唐宋两代是傣族社会迅速发展的时期。当时傣族先民称金齿、银齿、茫蛮、白衣等，先后分属于云南地方政权南诏和大理管辖。根据樊绰《蛮书》及《新唐书·南诏传》等记载，唐时其分布区域广及今保山、凤庆、临沧、孟连、景东、西双版纳、德宏及红河州一带地区，与今日傣族分布区域大体相当。就在这个历史时期，傣族先民在滇西建立了勐卯国(公元七世纪)，在滇南开南州(后银生府)一带也扩大了自己的地域。到了宋代，傣族先民在滇南地区以景洪为中心建立“景龙金殿国”，时在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其首领叭真受大理国封号，“命为一方之王”(《泐史》)，10年后征服远近各邦，成为盟主，所辖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傣文编年史书《泐史》称其“有人民八百四十四万，白象九千条，马九万七千匹”。由于南诏、大理对傣族地区统治的加强，进一步密切了边疆与内地和中央皇朝之间的联系，傣族社会已处于封建领主制。

这个时期傣族文化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唐时的傣族先民已进入了畜力犁耕的农业阶段，水利灌溉普遍应用于水稻之中。社会生产的极大发展。并由此带来了傣族地区商品交换的繁荣。明李京《云南志略》讲到傣族地区“毡布茶盐，互相贸易”，实是唐宋时商业情况的继续。傣族地区自古是中外交通的一条要道，西汉时所谓“蜀身毒道”或“西南丝道”，就是从四川经云南德宏等傣族地区通往缅甸、印度的交通线。到了唐代，云南与中南半岛之间已有四条交通线，都经过傣族地区。傣族地区所产之金、银、布、茶、盐及许多热带果品，也就进入了中外市场。傣族地区的物产，也吸引了不少内地商人。推荐阅读：黎族的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