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的舞蹈文化的由来是怎么样的?羌族的舞蹈是怎么样的呢？羌族跳舞的特色是什么呢？下面是有关羌族的舞蹈文化的相关文章，快来看看呢！
羌族的舞蹈文化
各式各样的羌族巫舞
解放前，除一部分邻近藏族地区的羌族信仰喇嘛教外，其余普遍相信万物有灵，在屋顶上供奉白石以为天神。相传羌人的祖先因一次战争失利，由北迁入岷山一带，与当地土著氏族戈基人发生大战，戈基人是狩猎氏族，身强善战，屡败羌人。当羌人准备转移时，有神向首领托梦，让他们以坚硬的白石和木棍为武器，颈上悬羊毛作标志，于是羌人照此办理，经过血战，大败戈基人，从此定居下来。为了感谢神恩，白石就成了羌人的最高神灵。羌族称巫为“许”，称白石为“俄许”，巫师是勾通羌人与神灵的媒介。
巫，在羌族中世代相传，大多数还要参加劳动。节日中村民请巫师朗诵史诗、为村民祈福驱鬼（如“还牦牛愿”）、以及天旱求雨等都属巫的职能范围。羌巫作法事都是通过舞蹈来体现的。
“牦牛愿”多在农历七月举行三至五天，相传在明、清两代，理县的薛城一带颇为盛行。解放初期仍有这种古老的习俗。届时领头的大巫师身穿法衣，头戴法帽，左手执羊皮鼓，有节奏地敲打着，时而耸身跳跃，时而蹲身窜扑；高举戈矛、刀、明火枪和棍棒的人群，在巫师的带领下，踩着皮鼓的节奏，围着寨子绕一圈之后，汇集在羌寨广场，杀牛祭祀神，人群随之击鼓起舞。解放以来，羌族人民逐步摆脱了宗教迷信思想的束缚，举行“牦牛愿”的活动已经消失。
羌族特别重视丧礼。庄子曾说：“羌人死，燔而扬其灰”。《吕氏春秋·义赏》曾记载：“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缧，而忧其死而不焚也。”可见羌族葬礼以火祭为主的习俗由来已久，火在古代是生命的象征，举行火葬有表示灵魂不灭和生命永存的意思。
羌族风俗，人死后要举行为期三天的葬礼，富贵人家更为隆重，届时都要请巫师主持进行。葬礼第一天要跳“叶隆”，第二天要跳皮鼓舞（羌语称“莫尔达沙”、“惹日崩”），第三天举行隆重的大葬舞，以军礼的形式来纪念死者。这是源于古代羌人的出征仪礼，其意是悼念有功将士以鼓舞众人士气，由随军巫师主持，他手执弩，肩上挂两个铜铃，皮盔上插麦杆和野鸡翎，领队而跳。现此舞已失传。大葬舞分三段进行：一段葬礼开始时的丧歌；二段盔甲舞；三段安葬完毕的丧歌。推荐阅读：珞巴族的文化特色
浅析羌族舞蹈的多元文化特征
一、多元民族文化渗透中的羌族歌舞
在羌族歌舞方面，整体上呈现为兼收并蓄的对外来文化进行着改造利用。在羌族山歌、唱词中也有明显的表现，许多山歌的歌词已采用汉语来表达，只有一些劳动号子多以羌语演唱，且保留较多的羌族演唱传统。而近些年来新创作的许多歌曲多采用汉语来演唱，在歌曲内容上也受到汉族、藏族文化的影响，如山歌里唱到用酥油梳头，这是藏区普遍保留的风俗，而山歌中对于梳子的形容又是汉式的“龙摆尾、梅花尖”，歌曲中带有着汉族、藏族文化的成分，但歌曲所反映的主要内容仍是以羌族人的现实生活为主，体现出多种文化交融、适应的状况。虽带有其他民族文化的印记，但融而未化，占主要位置的仍是羌族的传统文化。在舞蹈方面，对于羌族人自娱自乐的圆圈歌舞形式，目前存在羌族锅庄的称谓，无论是汉族还是藏族首先使用这样的称谓，单以“锅庄”这种将普遍用于对藏族舞蹈的称谓来给羌族舞蹈冠名，总也推脱不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另外，羌区各地的萨朗舞蹈均带有着不同的地域特色。对于羌族长期生存的地理环境及人文环境来说，正如王明珂与李亦园所指出的，“汉藏之间”的区域特征又或是“族群缓冲地带”，“生活在该地带的羌族，相较于汉族与藏族属于弱小族群，羌族实际上充当着夹在汉、藏两族之间的缓冲与过渡的作用。”因为长期比邻而居的是比自己强大的汉族和藏族，历史上就受到来自政治、宗教、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从而推动着其舞蹈文化间的相互吸收与交融。这也使得羌族萨朗舞蹈具有丰富的地域性特色，所表现出来的同一类型的舞蹈在外部形态、动律、舞蹈风貌等方面更为丰富多彩。
由于羌区许多村寨长期与其他民族生活地区相接壤，长期受到来自汉族文化和藏族文化的双重影响。例如理县，历史上建制很早，“从汉代以来，一直是中原王朝治理西南少数民族的重要据点，其治所常在薛城、通化一带。清代改土归流后，设立不少屯官代替从前的土司，九子屯就是这种特殊文化交融的代表，那里的屯官是嘉绒人杨氏，而屯民则是羌族，但他们都要听命于清朝廷。”[3]藏族、羌族文化以及屯兵文化在这一地区得到很大程度的混融，这种文化上的混融也对这一地区的羌族歌舞文化产生较大的影响。自汉代以来理县就受到中原王朝的管辖，读书做官的思想对羌族人的影响很大，加之使用汉语的情况日渐增多，不少羌族上层很早就从汉区请了先生办私塾。目前羌族村寨中的老一辈男性，有不少都上过私塾和后来的国民小学。因此，或多或少的受到汉族文化、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儒家思想中男女授受不亲的理念作用下，舞蹈中女子会出现害羞掩面的舞蹈动作。
再从民族分布上看，理县地区的羌族村寨主要分布在甘堡以东，西边便是嘉绒藏族的居住地，在薛城、通化一带藏族、羌族居住的距离十分近，往往是羌族村子旁边紧挨着就是藏族寨子，在空间分布上的紧密促进了这一地区文化的交融，不同民族间通婚的情况就比较普遍。藏族、羌族文化以及屯兵文化在理县地区得到很大程度的混融，这种文化上的混融也对该地区的羌族在审美心理、歌舞形态等方面产生了较大影响。
长期受到周边不同民族文化、习俗、歌舞的影响，羌族舞蹈不断进行着融合与适应，那些早已融于骨血的羌族传统民族舞蹈风貌、气节，与外来文化进行着部分的融合，是“融而未化、和而不同”的适应，并在保留与适应中形成了羌族各区域间色彩缤纷、各不相同的舞蹈风貌。即使同一类型的舞蹈在羌族各村寨间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性，对羌族自娱性的圆圈舞蹈的外部形态可大致分为：以茂县地区为代表的“萨朗”舞蹈、汶川地区的“席布蹴”、理县地区的“呦初步”这三大类。
从舞蹈姿态上看：茂县地区的可概括为高位舞蹈，在舞蹈时身体直立挺拔，上身动作幅度变化小，几乎没有上身弯曲向下的动作；理县的此类舞蹈，可概括为低位舞蹈，在舞蹈时多为膝部弯曲向下的动作，甚至单膝弯曲到能与地面接触，且上身向前压低的姿态动作多，也会有很多向下运动的动作。
从胯部动作看：茂县地区的此类舞蹈在舞动中胯部的顶出、摆动、甩动等常与脚下步伐紧密结合；理县的舞蹈中胯部横摆的动作较多见，胯部的动作也常与手臂动作配合，即手往哪里运动，胯就同时往哪个方向摆动，手胯运动方向、力度较统一。茂县胯部的顶出、摆动、甩动等重心皆高，即在身体直立的状态下进行胯部的运动。理县与汶川的此类舞蹈的胯部运动常在重心压低时进行，体态上均呈现向下“坐”的状态，在理县“坐”多表现为直线或斜线的运动，且以向下颤动较多，胯的摆动为左右横摆常见；而汶川向下动作的运动路线则多呈现为胯部走下弧线，在胯部做下弧线运动时袍子往往会轻扫一下地面，随即提离地面。推荐阅读：高山族的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