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生于官宦世家，系张锦芳之子，过继给其伯父张镇芳。张伯驹和末代皇帝溥仪的族兄溥侗、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并称“四公子”。张伯驹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扎实的文学功底造就了他多才多艺的文化底蕴。由于天资超逸，而又翕然尘外，他便利用一切闲暇时间，写下了大量古体诗词和音韵、戏曲论着。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位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吗？
张伯驹——民国四公子之一
张伯驹人物生平
张伯驹先生的父亲张镇芳，字馨庵，河南项城人。他是光绪三十年进士，袁世凯哥哥的内弟，历任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河南提法使等职。是清末民初非常活跃的人物。
张伯驹先生自幼天性聪慧，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曾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同在英国人办的一所书院读书。毕业后，张伯驹进入袁世凯的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受训，并由此进入军界。后曾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部任提调参议等职(皆名誉职)。
因不满军阀混战，1927年起投身金融界。历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稽核，南京盐业银行经理、常务董事。秦陇实业银行经理等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度去西安，后致力于写诗填词。
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议、河北省政府顾问、华北文法学院国文系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美术分会理事长等职。1947年6月在北平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北平临时委员会委员，参加北大学生会助学 运动、反迫害、反饥饿运动、抗议枪杀东北学生等爱国民主运动。
北平解放后，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北京棋艺研究社理事兼总干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研究会理事、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公私合营银行联合会董事、第1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财务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委员、联络委员会委员。
195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1980年平反)。
1962年起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
“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和诬陷，1972年，***得悉后，指示聘任他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晚年还担任过北京中山书画社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京华艺术学会名誉会长、北京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昆曲研习社顾问、民盟中央文教委员等职。
1982年正月，参加宴会归来的张伯驹突患感冒，被送进北大医院，因所谓“级别不够”不能住双人或单人病房，张伯驹和七八位病人挤在一个病房，不时有重病号抬进来，死的人被拉出去，心绪不安的老人便要回家，2月26日，等到女儿终于拿到同意调换医院的“批令”时，张伯驹却不幸离开人世，享年84岁。（风水www.azg168.cn）
张伯驹的几段姻缘
一年前，偶得张伯驹、黄君坦、张牧石题“杨绍箕孤植小筑图诗书小手卷”，曾写下《高山仰止张伯驹》；前日拍得已故书画家、齐白石弟子王漱石旧藏潘素画、张伯驹题《江天帆影》，又写下了《闲睨古今圭壁双辉——喜得张伯驹、潘素璧合之作‘江天帆影’》。其实，关于张伯驹、潘素二人的书籍、文章很多很多，我的书柜里就有七本。但我觉得，这相关传记类作品有着太多演绎的成份，它们离真实已经太远。近年来，我注意搜集资料，特别是亲身经历者的第一手资料，案头堆起已有盈尺，今天整理成文，希望尽量呈现出真实的张伯驹与潘素。
张伯驹出生贵胄门第，早年与袁克文、张学良、溥侗并列为民国四公子，是集收藏家、书画家、诗词家、戏剧家于一身的旷世奇才。潘素原名潘妃，苏州望族之后，后流落风尘，张伯驹见之钟情，赠联云：“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红袖添香夜读书，张伯驹造就了潘素，同时，也因为潘素，张伯驹才成为了真正的张伯驹。
昨夜星辰昨夜风——张伯驹的四次婚姻
张伯驹在见到潘素之前已有三房妻妾，关于这三位妻妾之事，许多书籍和文章都三缄其口。去年，张伯驹的儿子张柳溪首度露面，讲述“父亲张伯驹的姻缘”，这应该是最真实的版本了。
张伯驹十五六时由养父张镇芳包办娶了安徽亳州女子李氏，她父亲曾任安徽督军。在嫁给张伯驹之前两人并没有什么交往，更谈不上什么感情，张伯驹是在不愿意、不甘心的情况下和她结合的，她没有让张伯驹欣赏、爱的条件，也不能侍候、照顾张伯驹的生活，所以她和张伯驹一直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感情，而且结婚多年也没有生儿育女。1939年他故去时，张伯驹都没回天津家里。
张伯驹的第二位夫人邓韵绮原是北京的京韵大鼓艺人，韵绮的名字是张伯驹给起的。“我大妈当年是唱得好的京韵大鼓艺人，我上大学时她已经四五十岁了，仍断不了哼唱几句。她的长相不算娇艳，也不太善于打扮自己，穿着绸缎衣装也不比别人更美，当年主要是唱红了的。她到底是出身贫寒，所以很会料理家庭生活，她能把我父亲在北京的生活安排料理得很好，北京家里的管家和厨师也能够按照我父亲的需要随时侍候，做出令我父亲满意的丰盛菜肴。”(张柳溪“父亲张伯驹的姻缘”)
张伯驹的第三位夫人王韵缃是苏州人，名字也是张伯驹起的。“我姥爷从家乡外出做工在北京安了家。我父亲经过大中银行职员的介绍看中了我妈妈，就在北池子一带弄了一套小院，给我姥姥一笔钱，娶了我妈。他给我妈起名叫王韵缃，不久以后我妈妈就怀孕了，我爷爷奶奶早就盼望有个孙子，知道我妈妈怀孕后，就把我妈接到天津家里与我爷爷奶奶同住。妈妈生下我之后，爷爷奶奶为了让妈妈照顾好我，也为他们能看着我长大，就没有再让我妈回北京，而是留在了天津家里，留在了爷爷奶奶的跟前。”(张柳溪“父亲张伯驹的姻缘”)
上世纪20年代末，张伯驹被委派去上海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总稽核时，三夫人王韵缃是准备随行的，但此时王韵缃已管理张府全家的家务和一切收支，再加上张伯驹的父母不愿让孙子张柳溪离开，最终没能成行，而张伯驹去上海后邂逅并娶了潘素。1948年邓韵绮与张伯驹离婚，1952年王韵缃也和张伯驹离了婚。只有潘素留在了张伯驹身边，陪伴他度过了坎坷的一生。
金风玉露一相逢——张潘情定上海始末
《浮生六记》中的的芸娘心心念念要为沈三白物色“美而韵”的女子，这“美而韵”可能就是有姣好的容貌和不凡的气质吧。民国时代出现了很多 “美而韵”的女子，潘素就是其中一个。
潘素原名白琴，乃前清著名的状元宰相潘世恩的后代。但其父潘智合是个纨绔子弟，移居上海后游手好闲，家产被其挥霍一空。其母沈桂香亦出自名门，为潘素聘请名师，促其工女红、习音律、学绘画。潘素13岁时，母亲病逝，继母王氏给她一张琴，将她卖入欢笑场所。
关于张伯驹与潘素，张伯驹的好友、曾任上海复兴银行行长、中国银行监察人、周佛海机要秘书的孙曜东这样回忆：
潘素女士，大家又称她为潘妃，苏州人，弹得一手好琵琶，曾在上海西藏路汕头路路口“张帜迎客”。初来上海时大字认不了几个，但人出落得秀气，谈吐不俗，受“苏州片子”的影响，也能挥笔成画，于是在五方杂处、无奇不有的上海滩，曾大红大紫过。依我看，张伯驹与潘素结为伉俪，也是天作一对，因为潘素身上也存在着一大堆不可理解的“矛盾性”，也是位“大怪”之人。那时的“花界”似乎也有“分工”，像含香老五、吴嫣等人，接的客多为官场上的人，而潘妃的客人多为上海白相的二等流氓。红火的时候天天有人到她家“摆谱儿”，吃“花酒”，客人们正在打牌或者吃酒，她照样可以出堂差，且应接不暇。那时有些男人喜欢“文身”，多为黑社会的人，而潘妃的手臂上也剌有一朵花……最终她的“内秀”被张伯驹开发了出来。
张伯驹在盐业银行任总稽核，实际上并不管多少事，整日埋头于他的书画收藏和京剧、诗词，每年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来上海就先找我。其实查账也是做做样子的，他来上海只是玩玩而已。既然来玩，也时而走走“花界”，结果就撞上了潘妃，两人英雄识英雄，怪人爱怪人，一发而不可收，双双坠入爱河。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妃，就惊为天女下凡，才情大发，提笔就是一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不仅把“潘妃”两个字都嵌进去了，而且把潘妃比作汉朝的王昭君出塞，把她擅弹琵琶的特点也概括进去了，闻者无不击掌欢呼。可是问题并非那么简单，潘妃已经名花有主，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叫臧卓的中将的囊中之物，而且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谁知半路杀出了个张伯驹。潘妃此时改口，决定跟定张伯驹，而臧卓岂肯罢休？于是臧把潘妃“软禁”了起来，在西藏路汉口路的一品香酒店租了间房把她关在里面，不许露面。潘妃无奈，每天只以泪洗面。而张伯驹此时心慌意乱，因他在上海人生地不熟，对手又是个国民党中将，硬来怕惹出大乱子，他只好又来找我。我那时候年轻气盛，为朋友敢于两肋插刀。趁天黑我开出一辆车带着伯驹，先到静安寺路上的静安别墅租了一套房子，说是先租一个月，因为那儿基本都是上海滩大老爷们的“小公馆”，来往人很杂，不容易暴露。然后驱车来一品香，买通了臧卓的卫兵，知道臧不在房内，急急冲进去，潘妃已哭得两眼桃子似的。两人顾不上说话，赶快走人。我驱车把他俩送到静安别墅，对他们说：“我走了，明天再说。”其实明天的事伯驹自己就有主张了：赶快回到北方，就算没事了。
后来，他们在潘素的故乡苏州举行婚礼，虎丘山、拙政园、狮子林留下了他们幸福快乐的身影。他们拜访印光法师，皈依佛门，法师为他们取了慧起、慧素的法号，从此慧素成了她的字，素成了她的名，而白琴这个原名却成为历史。
张伯驹晚年所写的《瑞鹧鸪》：“姑苏开遍碧桃时，邂逅河阳女画师，红豆江南留梦影，白苹风末唱秋词。除非宿草难为友，那更名花愿作姬，只笑三郎年已老，华清池水恨流脂。”即是追忆他与潘素情定三生的情景。张伯驹的词中写情的不少，但不同于表哥袁寒云的艳情之词是写给无数的欢场女子，张伯驹几乎只写给一位女性，那就是潘素。
只羡鸳鸯不羡仙——张伯驹和潘素的婚后生活
三十年代的潘素是什么摸样儿，《老照片》封面上曾登过潘素一帧1937拍的照片，亭亭然玉立在一瓶寒梅旁边，长长的黑旗袍和长长的耳坠子衬出温柔的民国风韵：流苏帐暖，春光宛转，几乎听得到她细声说着带点吴音的北京话。多年后，章诒和女史第一次见到中年潘素仍对其美丽大加赞扬：
一位四十来岁年纪，身着藏青色华达呢制服的女士从北房快步走出。她体态丰盈，面孔白晰，双眸乌黑，腮边的笑靥，生出许多妩媚。惟有开阔而优雅的额头上，刻着光阴碾过的印痕。(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温柔贤慧是每个女子都应具备的品质，但要做到独立自强，却不是每个女性都能做到的，潘素却兼而有之。张伯驹慧眼识才女，为她聘请名师，**甫教她画花卉、夏仁虎教她古文；后来又请苏州名家汪孟舒教她绘山水画，从此潘素专攻金碧青绿山水。毕竟有书香门第的遗传基因，有年幼时打下的绘画基础，她的才艺在名师的指点下大有长进。经过张伯驹、夏仁虎悉心栽培，内秀开发，作品更有了深度。夏仁虎是夏承焘的父亲、林海音的公公，清代举人，做过御史，诗词名气极大。在文人雅士的相聚中，潘素不断吸取艺术养分，她绘的《山水》，张伯驹、陈宗藩、孟嘉、傅增湘、谢稚柳等人留下了题记，字与画相得益彰。作画、写字、抚琴、填词成了他们夫妇生活的主旋律，他们合作了很多书画作品，如《新华梦影图》等。新中国成立后，潘素积极投入新生活，与何香凝一起创作了几十幅山水画，为抗美援朝作画义卖，何夸奖潘的画壮美、有气势。她与著名画家胡佩衡等合作绘制《大好河山图》献给毛主席；她与齐白石等合作绘制了《普天同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她的《漓江春暖》得到***总理的称赞，认为“有新气象”。其山水画《临吴历雪山图》被赠送给了英国首相；所临摹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在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东京时，被赠予日本天皇。潘素的名字一时在美术界传颂。到了晚年，更是蜚声海外，张大千称其画“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
在张伯驹的词中，我们不难体味张伯驹对这份得来不易的良缘的庆幸和满意。张伯驹在婚后偕潘素登峨嵋山时写下：“相携翠袖，万里看山来。云鬓整，风鬟艳，两眉开，净如揩。”而每逢佳节良辰，张伯驹总有词作赠与潘素。尤其是每年元宵潘素的生日，张伯驹往往显得特别动情，他写下《水调歌头·元宵日邓尉看梅花》词云：“明月一年好，始见此宵圆。人间不照离别，只是照欢颜。侍婢梅花万树，杯酒五湖千顷，天地敞华宴。主客我与汝，歌啸坐花间。当时事，浮云去，尚依然。年少一双壁玉，人望若神仙。经惯桑田沧海，踏遍千山万水，壮采入毫端。白眼看人世，梁孟日随肩。”张伯驹与潘素宛如“梁鸿与孟光”，他们不但“举案齐眉”，而且要“日随肩”，这真是令人只羡鸳鸯不羡仙了。还有“白首齐眉几上元，金吾不禁有晴天。年年长愿如今夜，明月随人一样圆。”“齐眉对月，交杯换盏，犹似当年。红尘世上，百年余几，莫负婵娟。”“白头犹觉似青春，共进交杯酒一巡。喜是团圆今夜月，年年偏照有情人。”
在两人结合40年后，年近八旬的张伯驹到西安女儿家小住，与老妻暂别，仍然写下深情款款的《鹊桥仙》送给潘素：“不求蛛巧，长安鸠拙，何羡神仙同度。百年夫妇百年恩，纵沧海，石填难数。白头共咏，黛眉重画，柳暗花明有路。两情一命永相怜，从未解，秦朝楚暮。”
潘素与张伯驹不仅是志同道合的神仙眷侣，更是患难与共的夫妻。1941年，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绑架案，被绑架者正是张伯驹。汪伪的一个师长绑架张伯驹，向潘素索要300万(伪币)，否则撕票。张家名声在外，抗战后家道已中落，并且大部分钱都变成了字画。在危难面前，弱女子并不弱，潘素体现了苏州女子特有的坚韧，在丈夫被绑架的八个月内，她变卖自己的首饰，四处托人，打听消息，全力营救。一边是丈夫深爱的国宝，一边是自己深爱的丈夫，两边都要保全，只要她随便卖掉一件收藏，就足够救人，但她知道不能，卖掉宝物就等于要了丈夫的命。最后在潘素的周旋下，友人们鼎力相助，以40根金条“赎回”了张伯驹，朋友们纷纷称颂潘素侠肝义胆、忠贞不二的品质。也正是拥有这种品质，无论是张伯驹被打右派或文革遭受磨难之时，潘素都不离不弃。
当然，夫妇间也有磕磕碰碰的时候，据张伯驹的挚友、帮他买了《游春图》的马宝山回忆：“那回张伯驹举着弹子撵得潘素围着桌子转，谁也劝不了，谁劝打谁。我去了亲手把弹子从他手夺下来。张伯驹说：‘真是气死我了！’”
这种吵架在章诒和的笔下却描绘得有些可爱：
潘素对张伯驹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么都依从他，特别是在收藏方面。解放后张先生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时的张伯驹，已不是彼时的张公子。他不供职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而所担任的北京棋艺社理事，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会理事，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文教委员等等，皆为虚职，并无实惠。潘素作为家庭主妇，支撑日常生活的诸多开支，应付昔日名门的琐细关系，并将家里家外维持在一条不低的水平线上，就够她操心费劲的。每月不仅把所有的工资花光，而且尚须从“家底儿”中掏点出来，以为贴补。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画虽好，但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犹豫。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两情一命永相怜——张伯驹之死
1982年2月26日10时43分，张伯驹逝世，享年85岁。关于张伯驹之死，潘素曾一度非常自责。章诒和女史在《往事并不如烟》中有这样的叙述：
潘素哭道：“伯驹是好好的，只不过得了感冒。几天不见好，才把他送进医院，他不愿意去，是边劝边哄的。我原以为送他进去就能把病治好，那晓得我把他一送就送进了鬼门关。”说到这里，潘素不住地用拳头捶打胸口，痛悔万分。
“张先生住的什么医院？”母亲又问。
潘素说：“后库的北大医院。伯驹走进病房见是八个病人住在一起，就闹着要回家，而且这几个病人的病情都比他严重。我好说歹说，才把他安顿下来，跟着我就向院方请求，能不能换个单人或双人病房？谁知医院的人说：‘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两天以后，同房的一个病人死了，伯驹的病情也不见好，反而比进来时重了。他情绪更坏，闹得也更厉害，就是要回家。我再跟医院的人请求换病房，人家还是那么讲，说我们伯驹不够格。过了两天，又死了一个。这伯驹想闹也闹不动了，他从感冒转成肺炎。”
潘素又告诉我们：“伯驹死后，有人跑到北大医院，站在大门口叫骂：‘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把那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
“客散诗谁和，人亡弈未收。……感逝门前水，春深呜咽流”。这是张伯驹死后，老友萧劳路过其宅时，怆然写下四首挽诗中的句子。10年后的1992年4月16日，潘素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
2011年6月19日上午，在景色秀丽的什刹海后海南沿26号张伯驹潘素故居，举行了“张伯驹潘素故居纪念馆“启动仪式的新闻发布会。张伯驹潘素夫妇的唯一爱女张传彩将这一私人遗产捐出，拟建立一座向公众开放的故居纪念馆。有人说，当今中国象张伯驹一样有钱的并不很少，然而，有张伯驹一样才情、气节和胆识的却真是绝了。
正所谓：
春水远连天，潮去潮还，莫愁湖上雨如烟。燕子归来寻旧垒，
王谢堂前。
玉树已歌残，空说龙蟠，斜阳满地莫凭阑，往代繁华都已矣，
只剩江山。
2011年8月9日凌晨4时于三惜草堂。推荐阅读：张学成
张伯驹的文革交代
2009年1月，我收到吉林大学教授王同策先生寄来的挂号信，里面是他找到的一份张伯驹先生写于文革的交代材料的复印件。王先生表示，自己已读过《往事并不如烟》《顺长江，水流残月》，很希望我把“往事”继续讲下去、写下去。于是，复印了这份材料，或许将来再写张伯驹时多少会有些用途。
材料看后心情复杂，一直没有拿出来“使用”。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赞赏张伯驹，但未必理解张伯驹，更不易理解关在牛棚、交代“问题”的张伯驹。在文革中，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有“问题”，个个都须“交代”。写检查就像每天吃饭一样，“问题”少的，吃一碗；“问题”多的，吃两碗、三碗。张伯驹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从家庭，到书画，到鉴定，到讲座，到说戏，到打谱，到社交，到民主党派，到右派，到……一张纸上罗列出三十八个“问题”，也就是说，他一气儿要吃下三十八碗饭。不奇怪，谁叫他那么有才？涉及那么多的领域？交往那么多的人物呢？
张伯驹是“民国四公子”之一，被视为一代名士。
用钢笔写在练习本上，无涂抹亦无修改，事情注明时间、地点，牵涉到谁，照直写出姓氏。叙述扼要，情绪淡定，一件事说完，就给自己扣上一顶帽子；接着说第二件，再给自己扣上另一顶帽子。比如，第十八个问题是交代“自然灾害时期，聚餐，买手表”，紧接着写道：“不仅是生活奢侈问题，与劳动人民对比是罪恶问题。”
有一个问题是交代宋振庭，宋振庭时为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把在北京赋闲的张伯驹请到吉林省博物馆当副馆长，就是他的主意，也是他办的。文革一来，宋振庭立即倒台。张伯驹自然也就必须交代与宋振庭的往来。他写了两条“交代”，第一条一句：“他说我不懂政治，要帮助我。”第二条两句：“宋振庭说我不是搞政治的，是才子名士，统战对象，我认为是知己。其实，才子名士是文化革命对象。”看了，不禁大笑，可谓民国公子本色不改。
交代材料里的有一条是“交代”对毛主席的态度。他这样写道：“拥护毛主席不彻底。从封建主义的《资治通鉴》出发，在西安听说毛主席还看《资治通鉴》，心里很高兴，不似工农兵拥护毛主席从热血出发，比爹娘还亲，还是世界观根本问题。”张伯驹很老实，老实到傻，傻到可爱。
张伯驹是右派，又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老成员。在1946年的上海即与张澜、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有所交往。自然，与章、罗二人的关系就是必须彻底交代检查的了。
他写了罗隆基一条，“交代”如下：“罗隆基常买假字画，有时打电话约我到他家鉴定字画。我认识到罗隆基是政客。1956年，我将所藏晋、唐、宋、元法帖、文物捐献给国家。这一年到他家，他说我是书呆子。他说藏这些古代书画，珍贵得了不得。**党，我看不在乎。毛主席每天接信岂止一万封，还记着你的信？你如果想一个位置，由我们推荐就行了，无须多此一举。我对罗隆基的话一言未答，以后就再也不去他家了。”张伯驹的文字，描述出一个真实的罗隆基，且传神，我能想象出罗先生说话的口气和样子。提笔写这条“交代”的时候，张伯驹心里清楚：努生（罗隆基字）已死。
说到与父亲章伯钧的交往，张伯驹便费些笔墨了：“章伯钧1957年春在美协参观时遇见，他约我到他家午饭。这是第一次去他家。在车上，章伯钧同我说，有需要他帮忙的事，他可以帮忙。意思是我们是老朋友。说要向政府推荐，我也没有作答。在1959年冬，章伯钧夫妇到我家去，说政治的事不能做了，今日座上客、明朝阶下囚的意思。他女儿再有两年高中毕业，现在学国画。他想到潘素最相宜，求收她做徒弟。当时不好意思拒绝。潘素答应教她。第二天，潘素向北京中国画研究会领导汇报情况。党领导说，可以教她。所以到春节，章伯钧必来拜年，我也回拜他。1961年10月，我来吉林省工作。62年春节回到北京，章伯钧来我家拜年，我又回拜了他，不多时，罗隆基也来了，他与我打招呼后即与章伯钧谈话……我要走时，章伯钧同我和罗隆基说，我们明晚在四川饭店聚餐。他去订座，要我明天在家候着。他六点来钟坐车去接我。第二天晚饭在四川饭店聚餐的，除章伯钧夫妇、罗隆基和我以外，还有陈□□夫妇（作者注——陈铭德、邓季惺），一个女的，也是政协委员，不是右派（作者注——康同璧）。63年春节回北京，章伯钧女儿去我家拜年，我同她说我不去看你父亲了。
后来，章伯钧也来拜年。我存在着封建思想，觉得不好意思，又去他家回拜。章伯钧还约我夫妇在他家吃了一次饭……章伯钧拿出他的字画，看了。到前厅，看了他的十几盆腊梅。这次又到四川饭店聚餐，还是以前的人。事后，我感到犯了错误。我是在职人员，章、罗是1957年向党进攻的右派头头。这样与他往来和聚餐是敌我不分。以后再也不到章伯钧家与其见面。以上的事我没交代过，现在交代。”这么一大段“交代”内容，说的无非是聚餐，拜年；再拜年，再聚餐；且不断地重复——他说，这是自己“不分敌我”的错误，并保证“以后再不到他家了”——但是当他回到北京，听说章伯钧去世的消息，马上偷偷跑到老宅去探望，听说章家已经搬走，他又四处托朋友打听新址，是第一个登门慰问我母亲的人，而且是和妻子潘素徒步从地安门走到建国门——“交代”归“交代”，做派归做派。
1981年张伯驹在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余叔岩、周汝昌等人曾说张伯驹与明末清初的张岱相似。不错，二人是有许多相通之处。都是名门，一样的才情与自负，通文史，擅氍毹，精收藏，痴情韵事；同样是在物质与精神的享受中，充满对文化的追求，并留下许多东西给未来；同样处在政权更迭之下，同样在政权更迭之下沉浮荣辱，前期风流浮华，后期苍凉凄惶；一个穷到断炊，一个困在牛棚，但粗糙生活都未能磨损其天生性情。
张岱去世二百年后，他的《琅嬛文集》才付梓，侥幸传世；张伯驹去世后，老百姓才普遍地知道，人家把手里那么多“国宝级”文物都送给了国家。
总之，两个人饱经忧患的命运都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社会内容。现在的人认为，高科技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我顽固地相信，数千年的习惯还会继续。一些消失的事物，其实都凝固在时光里。它的惊人之处，会一点点显露。如张岱，张伯驹。
晚年张伯驹和夫人
张伯驹也写“交代”，也不得不“交代”，但在他心里，文化至高，传统至上，超过任何的政治利益和各种的主义，是个彻底的文人。张伯驹散淡一生，始终属于那个逝去的时代。推荐阅读：石评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