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八十年代末掀起的对《周易》研究的热潮,迄今仍在继续,其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令人欣慰。这反映了《周易》的博大精深和所具有的现代意义。但是, 由于对《周易》的哲学原理尤其是本体论的研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使之在其哲学的基本点上没有引起对《周易》的共识, 对《周易》的研究和应用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虽然不是《周易》研究的主流, 却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干扰了《周易》研究的正确方向。所以, 在《周易》为现代化社会的进步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及发挥作用的具体途经的问题上, 从近年反映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困难。 这一方面说明了《周易》本身的价值判定的现代坐标系的选择的失误, 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周易》这一古老的文化精华的现代阐释所存在的具体问题。问题表明: 如果《周易》的哲学模式不能被当代所确认并加以利用 ,就永远也不能完善对《周易》的现代化应用。笔者认为, 这些问题集中在古代和现代文化基础的锲合点上,即《周易》哲学模式与当代哲学思维能在何种方式上的结合问题上,只有在这一基本哲学问题上的探索, 才可能最终很好的解决《周易》为现代社会的进步而服务的具体问题。所以, 对《周易》的哲学思维进行阐释, 以发现其所以能“易学广大, 与天地准”的基本原理, 是我们今天《周易》研究的势在必行的工作。然而, 其中有若干具体的哲学问题要加以解决,本文将主要集中在这些问题上,作些必要的工作, 从哲学上扫清《周易》在现代应用中的障碍,使《周易》为现代的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 一 ）
作为中国文化的群经之首的《周易》, 其八卦的肇始, 及后来的六十四卦的演进, 以及《易辞》、《易传》的撰解, 提供了一个对《周易》哲学模式理解的依据。但是, 由于西方科学和文化在现代中国文化中的渗透, 在当代的中国文化中已形成以西方科学和文化作为参照系的文化观和哲学观, 由于此种原因, 当《周易》的研究在当代形成热潮时, 虽然已反映出当代中国文化起于种种原因对西方文化和科学的审视的态势, 已表露出中国文化优异的对外来文化的同化作用, 应当认为, 八十年代以来开始的中国文化热潮, 是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和科学的同化的开始。如果说本世纪初以中国的科学与民主问题作为需要因而对西方的文化和科学采取了选择引进的态势而途经近一个世纪的应用后在当代反思是一种必然, 那么, 就应当说这种必然性的表现形式自身将说明中国文化具备的深邃的溶合外来文化的同化作用的哲学基础。因此, 当对西方的文化和科学的反思形成以《周易》作为参照系的所谓的《周易》热的时候, 其标明的实质恰恰是中国文化的基础即中国文化的哲学思维模式的《周易》基础性。由此可知, 当中国文化在当代完成对西方文化的同化的进程中, 将在人类的哲学统一中作出突破。然而, 当我们发掘《周易》的这种表现为现代化应用而实质为文化的同化的作用时, 其《周易》哲学模式与西方哲学模式的转换和进而实现的统一性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对于《周易》的基本内容即卦的无所不包的基本性和卦的形式的哲学问题的研究,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更为基本性的工作, 因为,哲学中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及《周易》的内容和形式是否是人类哲学中更为基本的方式是《周易》现代化应用的至为关建的哲学问题。
对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 西方哲学是在古西腊时期形成的对于这对范畴与关系的研究。古希腊哲学时期, 对这一对范畴的研究经过了较长时期的努力, 由于那时的哲学主要研究本体论问题, 即物体的基本性问题,最终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有代表性的观点,即原子论和理念论,原子论认为物体的基本要件是“原子”, “原子”是存在的决定性因素。 理念论则认为“形式”才是基本的存在。亚里士多德则天才的使用“实体”范畴并经过形式逻辑的方法企图使“原子”（内容）和“形式”统一。亚里士多德的工作对西方哲学的进步影响很大, 以后的哲学家都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作出不同的理解。由于西方哲学的这一传统,导致对这一对范畴的不断探索。
西方哲学在内容和形式的问题上, 依照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变, 赋于了不同观点, 但是, 在确立这对范畴并给于哲学上的回答则是不变的。综观西方哲学史, 对于内容和形式的哲学问题有代表性的观点是:
1, 亚里士多德: 内容和形式在本质上是统一的, 但必需通过形式认识内容<质料>,存在是纯粹形式, 人的理性是纯粹形式的。
2, 乔.布鲁诺: 内容<质料>是统一的, 形式是多样性的。
3, 弗兰西斯.培根: 物质是内容的主体, 物质是能动的, 形式是物质所固有的。 因此,形式是物质的规律, 形式决定了物质的性质,所以, “形式乃是永恒的和不变的”
4, 西方近代哲学的形式决定论, 如贝克来的“自然符号论”、 莱布尼茨的“形构预成论”、康德的“先验统觉论”和“图式论”。
5, 黑格尔的辩证统一论: 认为“形式在其自己特有的同一中具有本质,正如本质在其否定的本性中具有形式。所以不能问形式是怎样附加到本质上去的, 因为形式只是本质在自身中的映现,是本质自己特有的内在反思”。“ 质料必须形式化, 而形式自身也必须质料化”。“两者每一个都通过自己的非有而以自身为中介, 即它们的外在化的内在化”。黑格尔还认为, 认识应追寻内容与形式的彻底统一。他说: “思想不可被认作与内容不相干的抽象的空的形式, 而且, 在艺术里以及在一切别的领域里, 内容的真理性和扎实性, 主要基于内容证明其自身与形式的同一方面”。
以上我们列举了较为代表性的西方哲学史中的关于对内容和形式的研究,可以看出,西方哲学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将内容和形式区别开来并加以研究, 以其在事物中的作用而厘清那个才是本质, 以此作为基点, 再加以研究两者的关系。这种研究方法始之于古西腊的哲学传统, 这种方法把万物分门别类和进而再把类进行分革到最小的单位, 以数和量的方式进行质的判别, 这成为西方思维方式的基础。虽然这种研究方式以把事物的内容和形式两者逻辑的区分并逻辑的联系起来, 导致形式逻辑的建立是一种必然, 但这必竟是逻辑的,内容和形式永远也不能脱离两者之间的主体逻辑性。 （由于这种研究内容和形式使用了区别与联系的逻辑的研究方法,虽然导致科学在西方产生, 但从哲学上看来,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科学对哲学而哲学在言并没有什么优越性,科学的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导致哲学对科学的逻辑的主体性反思,科学的物质本体性观念受到批判,寻求本体的目标将由哲学重新确立）。由于这一特点, 西方哲学在对这对范畴的研究中, 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 从哲学上讲, 两者的区别和统一应当是同一本体所形成的相同的方式, 因而,能够使内容和形式相区别和相统一的应当是同一方式,即然如此,如果发现了这一方式, 就显的对内容和形式的区分是多余的了。显然, 尽管我们看到了内容和形式丰富的西方哲学史, 但是, 我们却没有看到他们发现的能够使内容和形式区别和统一的同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