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德传统，以及《易经》和《易传》中体现的道德原则和道德理想，对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有重大作用。主要从诚信、尚谦、仁义、忠孝四个方面揭示《周易》当中包含的道德原则，及其对我们今天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
其一、诚信。
在《周易》中“孚”字出现在十多个卦中，约占六十四卦的四分之一，卦中的“孚”字是诚信的意思。如《讼卦》卦辞说：“讼，有孚窒惕”，意思是说：为什么会去打官司？因为彼此的诚信被窒塞了。《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是说有了诚信，就可离去忧愁，脱离惕惧，也就无事了；在六十四卦中好几处说“孚，乃利用”，只要心怀诚信，即使薄祭鬼神，也能得到它的保佑。在《周易》中，还有好几卦谈“孚”的同时与“富以其邻”相联系，是强调诚信要有行，言行要一致。不但自己富，并要诚心诚意帮助邻居都富起来；《益·九五》“有孚惠心，勿问无吉，有孚惠我德”，就是说你以诚待人，别人会被感动，也就自会以诚待你了；第六十一卦的《中孚》卦，“中”字在这里是发自内心的意思，“中孚”也就是发自内心的诚。可见诚信在《周易》人伦思想中占据的位置，难怪有的学者把它推为处世的法宝。
诚信对于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有着重要的影响。它是人们对国家尽职、为人处世所应具备的高尚品德。朱熹在《周易本义》中谈到：“忠信主于心者，无一念之不诚也；修辞处事者，无一言之不实也。”对人诚实，品德就可以有所增进；修饰言词，诚信无欺，功业就可以日益完美。可见诚信即真实无妄，诚实不欺的意思。诚信作为一个伦理范畴，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把诚信看作是道德理想和道德境界。诚信作为道德理想和道德境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道德价值追求和道德目标的确立，并直接影响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活动。人与人之间，如果不以诚相待，就会出现思想隔阂，勾心斗角，发生纠纷；如果有了诚信，则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二是把诚信看作人的道德品行。我国历来重视人在行为和内心体验上的诚，重视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强调落实在帮助人的具体行动上。这是完善道德人格所必备的品质。三是把诚信看作是道德修养的方法。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孟子说：“思诚”，二程倡导“立诚”，都要求人们在做事情时，必须反问一下诚否，这样有助于良好品德的养成。只要人们处处以诚待人，广施恩惠，朋友就会越来越多，也就会得到越来越多朋友的相助，才会万事如意。
其二，尚谦。
《周易》有明确倡导“谦虚”的思想。在《周易》六十四卦中，专门有《谦》卦。《谦卦》卦辞说：“廉亨，君子有终”，《彖传》说：“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也就是说，谦虚符合自然之道，天的法则是亏损满盈，增益谦虚；地的法则是改变满盈而倾向谦虚；鬼神也加害满盈而降福给谦虚；人与人相处同样是讨厌满盈，而喜好谦虚。尊贵的人谦虚会发出柔和的光辉；卑贱的人谦虚则亦难以逾越。《周易》因此主张“谦谦君子，卑以自牧”（《谦·初六·象传》）。此外，在其他卦中也有对谦让、虚怀若谷观念的论述。《周易》的“尚谦”思想对今天同样适用，俗话讲：“谦受益，满招损”，就是这个道理。损与益也是可以转换的，自损的人，头脑清醒，谦恭自抑，与人为善，会得到很多帮助，实为自益；自益之人，把功劳归于自己，盛气凌人，人必敬而远之，终为自损。《咸·象传》主张：“启子以虚受人”，认为只有抱谦虚态度，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就是这个道理。
《周易》中把谦虚分为三种：
１、“劳谦”。《谦·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象传》：“劳谦君子，万民服也。”孔子释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系辞上》）也就是说，勤劳谦虚的君子，勤劳而不自夸，有功而不骄傲，所以功德深厚，为万民所敬服。以现在的情况而言，则是通过辛勤的劳动取得成绩，但个人真心实意地认识到成绩是大家帮助支持的结果，把功劳归于大家，与他人共同分享荣誉。对自己不夸耀，有成绩、有功劳也不自满，而是更勤奋地工作，一味敦厚，达于极致。
２、“谦”。《谦·六四》：“无不利，谦。”指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对任何人，都发挥自己谦虚的美德。并不是对上级，对比自己强的人才谦虚，在地位、才智不如己的人面前，同样能保持谦虚的美德。
３、“呜谦”。《谦·六二》：“呜谦，贞吉。”《象》曰：“呜谦贞吉，中心得也。”是说一个人谦虚的名声在外，但他并不追求虚名，而能真心实意了解谦虚的道理。这显然与日常生活中本质骄傲，外表伪装谦虚的人迥然不同；《谦·上六》：“呜谦，利用行师，征邑国。”意思是说，一个人谦虚的名声在外，他并不因此束缚自己的手脚，以致过分谨小慎微，而是做自已该做的事，实现自己的理想志向。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周易》的“尚谦”观念对于我们今天仍然适用，特别是其中关于人应把握谦虚本质，不为浮名所拘束的论述，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
以上是从《易经》当中论述了“诚信”与“尚谦”两个观念，及其对现实社会的启发意义。《周易》中的仁义、忠孝观念则是孔子思想的继续，主要体现在《易传》当中。
其三，仁与义。
“仁”的观念自西周实行“礼治”（周公制礼）以来逐渐深入人心，到春秋时期已明显成为人们思想行为的道德准则。孔子的思想以仁与义为核心，在《易传》中，仁与义更被表述为人道的核心：“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易传·说卦》）“仁”的基本内容是仁爱之心，“仁者爱人”是其基本含义。“仁”的精神是孔子首创，在《论语》中表述为：“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颜渊》）《易传》对“仁”的精神也有表述：“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系辞上》）《易传》是从效法天地之德出发言“仁”的，所以它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系辞下》）总而言之，“仁”的观念强调的是以人为中心，要爱护人，关心人，体贴人，帮助人，包容人。这种仁爱思想，在阶级社会中是难以普遍实现的，但它表达了先哲们期望天下和睦的社会理想，也体现了《易经》厚德载物的博大胸怀。爱人，不仅是敬爱贵人，而且要爱平民百姓，这里的仁爱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同时，仁爱还要求以己推人，视人若己，成人之美，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高尚道德情操和崇高的精神境界。这种道德思想和政治实践结合起来，则要求“君子体仁，足以长人”（《易传·文言》），倡导统治者以德治天下，仁政爱民，惠民利民，取得人民的信任与爱戴，这样，使得仁爱学说在我国历史进程中产生了深刻影响。
“义”是适宜的意思。指人办事合乎自己的身份，能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合理的行为。“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干·文言》）即是说君王、臣下各有其义。《易传》非常重视“义”，并视之为君子处世的重要道德准则：“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义，义以方外，敬义立而终不孤。”（《坤·文言》）又说：“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强调处事符合道德准则，如《明夷·初九·象传》：“君子于行，义不食也。”是说不吃不义之食。“义”之观念在历史上逐渐深入人心，贪不义之财，见利忘义的行为，被视为不道德，为社会所不齿；见义勇为，舍生取义，见利思义的人，被奉为社会的楷模，而受人尊敬。
在我国历史上，仁与义是相伴而行，不可分割的。仁为义之本，义的最高实现就是仁道思想的达成，达仁离不开行义。以现实的眼光来看，把仁义之道德准则作为人生观和价值观，其主流应该是积极的。反映在当前经济体制转型时期所出现的种种心态以及部分人的个体意识危机，学习《周易》的人文精神，了解《周易》的伦理道德准则，正能有效地抑制利己心的膨胀，有利于使人确立我为人人的价值和人格；反映在民族意识上，则会积淀为维护民族利益，关心人民疾苦的品格，表现为坚贞的民族气节。在我国历史上曾出现了许多这样的仁人志士。天下有道时，他们出来建功立业，造福于人民；君臣昏庸时，他们能潜心著述，捍卫正义，以身殉道。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正义之魂，在中国历代，特别是在近现代历史上发生过深刻的作用。总而言之，仁义精神有益于激励人们的责任心，发挥人的能动性。结合我国当前行为道德和法制教育，自觉吸取《周易》中仁义观念的积极因素，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地向前发展有积极作用。
其四，忠与孝。
在孔子思想中，“孝亲”是其建立仁学的现实基础和出发点，所以《论语》中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又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而“忠君”观念则是对“孝亲”观念的推广与扩大。 对于儒家来说，“忠”就体现在“孝”里面，“国”不过是“家”的放大形式，老百姓不过是“君主”之“子民”。“忠”主要指被统治阶级（“民”）对最高统治者（“君”）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易经》中有言：“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干·文言》）“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系辞下》）臣民要忠于君主，这是封建社会对臣民的基本要求，也是臣民的行为规范，否则就是不道德的，大逆不道的行为，显然这种观念在封建社会是为了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服务的，是建立在尊卑贵贱、不平等的人伦基础上的，它片面强调对上的义务，忽视对下的责任。从当今时代而言，应对“忠”赋予新的内涵：忠心，不应再是对君主，或对某个人，对小家庭、小团体的忠心，而应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为全民族的长远利益着想。对祖国、人民应有“苛利社稷，死生以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
“孝”是指子女对父母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易传》中说：“王假有庙，致孝享也。”（《萃卦·彖传》）意思是说，王至于家庙，进行享祀，是致“孝”的行为。可见，子女不仅对于自己的父母要“孝”，而且要对祖先尽孝礼。《论语》中对“孝”则有较具体的阐发。“孝”的思想，一般包含“善事父母”和“无违”父母之命两项内容。一是善事父母，《论语》强调，“孝”必须以“敬”作为情感基础：“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对父母不仅只是供养，满足他们衣食住行等物质上的需要，同时还要怀有敬重之情，为父母的康寿而欣喜，为父母高龄病体而忧惧，否则便与犬马没有区别。强调发自内心的孝敬，对于今天父母与子女关系的疏离倾向，显然有很好的教育意义；二是无违父命。孔子认为，孝亲就是对父母的绝对顺从，也就是“无违”。父母错了，孩子也要顺从，这对于社会道德的发展是相违的。实际上，更好地孝敬父母，使父母威望更高，做儿女的对父母犯有的错误，不能听之任之，不能盲从，要耐心说服，使父母改正错误，树立高尚的人格，这样才是对自己亲人的真正挚爱之情，才是真正的孝敬。
总的说来，忠孝观念在封建社会带有浓厚的礼教色彩，今天，我们要从新的角度吸取其中合理成份，剔除其糟粕，使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挥新的作用。
《周易》当中包含丰富的智慧，本文主要从以上四个方面加以论述，目的是希望引起学术界、文化界对《周易》人文精神的注意，并从道德精神、道德原则这一角度，发掘《周易》这一古老宝藏，从而有益于继承、保持我国古代优秀道德传统，促进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进中华民族文明进程，乃至推动世界未来文明的发展与创造。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传统人生观、价值观乃至整个传统文化都受到多方面的冲击。一方面，受近代历史影响，当今文化界、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仍没有足够的自信，这是很不应该的。特别是当前，我们的世界面临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失调、人们精神压力加重，西方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西方许多学者逐渐重视东方文化、希望从东方文化的古老价值观、道德准则中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兴起一次又一次的东方文化热，禅学热、气功热、周易热等。许多学者认识到东方文化将在２１世纪发挥巨大作用。面对文化发展的这一趋势，如果我们不及时改变观念，自暴自弃，不自觉从传统文化当中吸取精华，仍然片面推崇西方文化，是会让人笑话的。比如，开创现代精神治疗学的大师荣格，当年在接见胡适时，便曾对中国学者轻视自己祖国的传统文化道德，极为不悦，并当场以一连串问题将胡适弄得很难堪。
另一方面，一些人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对个人欲望采取放纵态度，为满足私利而不择手段，置道德、法律和国家集体利益于不顾，以致损害他人，危害社会，这种观念、行为是绝对行不通的。针对这种局面，大力倡导《周易》中阐发的人文精神、道德准则，并注入现代社会的新鲜内容，克服歪风邪气和不道德行为，达到人生真善美的境界，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