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中的道德观自成体系，它从“天德”、“龙德”、“君德”等概念论起，全面论述了道德的内容，自我完善的方法、途径等问题。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以成德为行”是说人在成长时期要时刻注意行为是否能成就德性，这是讲从学习时期就要注重道德培养，这点是很高明的，“从娃娃抓起”，长大成人，做到“俭德辟难”是衡量一个人担任一定工作的标准，绝对不允许“德薄而位尊”，否则便会招致灾祸，“以懿文德”是对人处在事业刚发展时期的要求，若要成长为国家栋梁，必须日日增进自己的道德修养；面临事业大发展时期，要“以常德行”，否则“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为此，就要“反身修德”，日夜提醒着自己的言行是否合乎道德规范，所以要“忌居德，倡慎德”，进而达到“至德”的真、善、美的境地。
“初九日：‘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而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文言》)在这段话中，提出了“龙德”这一概念，其内涵是隐而不现，也就是说既不谋求改变世道，也不争取成名，离开世俗孤独自处却不烦闷，不被人理解也不苦闷，意志坚定不动摇，这就是“潜龙”。所以，“龙德”结合这段文意，应理解为“潜龙之德”。这段话，假托孔子，以形象说理，借潜龙的“德”，描绘出一个避世隐者的形象，与孔子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的思想相吻合。虽然其中不乏消极成分，但“遁世无闷”却不失为安慰不得志者的一剂良药，这种思想发展到魏晋时期，被嵇康高度概括为：“达则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与山巨源绝交书》)，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之一。
“隐”，是“潜龙”之德，若“龙”由潜藏而出，有所作为时，其“德”该如何?《文言》说：“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中正者，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这里进一步论述了“龙德”的内涵是：合乎中道，持正不偏。具体说来有语言真实守信，做事谨慎，防止邪心杂念而存留诚心，有功于社会而不居功自傲，使德性更博大，用以感化世人等内容，并明确指出：“龙”即“君”，“龙德”就是“君德”。君王要具有合乎中道，持正不偏的品德，那么，一般的人该如何呢?“九三日：‘君子终日干干，夕若惕，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文言》)“进德修业”，为君子指明了品德修养所要达到的境界：必须不断地推进自己内在的品德修养和外在的品德表现。“忠信”，就是推进内在的品德修养，为君子修养品德提出了具体的标准。同时“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同上)要不断地及时地“进德修业”，才不会有过失和灾害，为君子提高修养提出了经常性的要求。
由“天德”而“龙德”、“君德”，直至到君子进德修业，是在逐渐深化、具体，并建构了一个缜密的道德观的体系，具体说来，《周易》的道德观主要有如下几点：首先是为人要“以成德为行”。一个人的行为目的是什么?《周易》认为要看其是否合乎成就其德性。《文言》说：“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这是说君子是以成就德性作为行为的目的的。一个人的行为是经常的，天天为人所看见的，所以要“成德”，“成德”的具体途径是：“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同上)力学以聚积才识，好问以明辨是非，以宽厚的态度待人，以仁恕的胸怀接物，做到这些，便是成就了德性，具备了君子应有的品德。
《象传》说：“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蒙卦》的卦象如泉水出自地下，可大可小，其作用有有利于人的一面，也有可能害人的一面，去害就利，就在于人的果决行动，因势利导，否则就会漫浸害人，所以，要敏于行，在实践中培育果决行动的德性。这是“以成德为行”的具体要求。同时“以果决育德”还要讲究策略，按照《周易》的说法是：“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象传》)山下有风是《蛊卦》的卦象，山刚风柔，应该做到刚柔相济，君子要有这种精神，以柔济刚，振奋民志，以此为任，便是培养了德性。
“以成德为行”，并要“以果行育德”，“以振民育德”是人们具有道德的起点，即从小就严格要求自己，时刻想着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规范，合乎者是君子，结果是吉利的，否则便是不好的，对于那些不能及时“以成德为行”的人，《周易》提出了告诫：“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象传》)“以俭德辟难”是为《周易》道德观的第二点，它的意思是：天与地不相交通，(事物没有变化，死水一潭)这是否象，此时君子应以修德自养、避难保身为宜，切不可要求升官发财，自取灾咎。这里实际是在讲德性修行不够，还不具备出世作为的条件而硬要有所去为，则结果是坏的、是凶的。这里向人们提出了在社会上有所为之前应“以俭德辟难”为前提。如果“德薄”而身居要位，其结果更坏。《系辞下》说：“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悚，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这段话清楚地告诉我们：德性浅薄而身居尊位，才智平庸而谋做大事，能力低下而担负重任，这样的人很少有不招来祸患的。象“鼎折足，覆公悚，其形渥，凶”一样，为官者若德、才、智都不能胜其所任，定会造成杀身之祸。
“以俭德辟难”是对“以成德为行”的进一步补充。“德薄而位尊……鲜不及矣”是对那些德性浅薄而身居要位的小人敲响的警钟。一方面行为目的如果不能“成德”，那就是“否”，就会招致灾祸；另一方面，为官者要以“俭德”为先决条件，方能“辟难”，同时“德”、“知”、“力”三者不是并行的，无德有才而位尊，更要坏事，其结果定是“凶”的。可见德是首位的。从中不难看出《周易》的道德观首先是对有所作为的人提出来的，对这些人的要求是严格的。对那些贪图荣禄、为官动机不纯的“小人”是深恶痛绝的。
“不可荣以禄”，是说对德性达不到要求的人不能使他荣显得到爵禄。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要求呢?《周易·小畜》卦做了解答：“君子以懿文德”这是第三点。“以懿文德”就是先去完善自己的文德言行，再把握时机而动，做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象传》)即培养自己，做到刚健无私，笃实不浮，辉先相映，日日增进自己的道德修养。这样才能“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大畜》卦辞)也就是成为国家栋梁，食君禄，而有所作为。
“不家食吉”，意味着完成了“以成德为行”并能“俭德辟难”而“以懿文德”了，也就是有所作为了。这以后更要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够长久地保持美德善行，做到恒久有为。对此，《周易·象辞》说：“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以常德行”是为《周易》道德观之四。坎卦，上体为水、下体亦为水，重坎，前水至，后水又至，君子应体察这种不舍昼夜的流水精神，长久地保持美德善行，不断地熟悉政教之事，以不断地适应变化了的形势，方能恒久有为；否则，“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恒》九三爻辞)即不能长久地保持美德善行的人，人们必因他而承受羞耻。这样的人若坚持不改，必有艰难险恶。《象传》对此进一步议论说：“不恒其德，无所容也。”深刻地指出：“不恒其德”的人，天、地、人都不能容他。
“以常德行”，保持“恒德”的具体办法是“君子以反身修德”(《象传》)这是《周易》道德观之五。《象传》说：“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光明出于大地之上，万物昌盛，人们应该依据这种精神，自强不息，自我昭示固有的光明美德，以有作为于社会。所以“君子以反身修德”，也就是要反躬自省其行为的得失，通过修德以不断完善自己，做到“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象传》)，在进德方面很下功夫，一定会“有孚惠心，勿问之吉，有孚惠我德”。
《益》九五爻辞)也就是我有信于民，顺民之心，不用问，一定大获成功；民也信于我，顺我之德，这样一定会事业有成。
由“以常德行”到“自昭明德”，“反身修德”进而达到“有孚惠我德”之目的，这当中贯穿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象传》)，遂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为动人的乐章之一，这一精神，几千年来，一直激励着中国人民生生不息，奋斗不止。
“以反身修德”，并达“有孚惠我德”目的，标志着个人事业处于鼎盛时期，越是有作为、有成就的时候，就越要注意个人的道德修养，为此，《周易》提出了道德观的第六点：忌居德，倡慎德。《象传》说：“泽上于天，央。君子以施禄及下，居成德则忌。”又说：“地中生木，升，君子以慎德，积小以高大”。这里，《周易》旗帜鲜明地告诫“为长人者”在施恩惠于下属时最忌的是居德自傲、盛气凌人，应该由地中生出木苗，定会长高的《升》卦之象中悟出道理，吸取教益，慎于修德，积小德以成就高大。告诫为官者“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莫为。”
“慎德”方能“可久”，“可久”则是“贤人之德”(《系辞上》)，能做到威望可久，方能培养出“贤人的德性”，这样便会“盛德大业至矣哉”(同上)，“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同上)，日日更新，每天都有长进，活到老，修养到老，不断增进自己的德性，这就是“盛德”，但这还不是极限，还要努力，进一步达到“至德”的境界。《系辞上》又说：“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道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至德”是相当于圣人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是道德的最高境界，是道德修养臻于盛极圆熟的标志。故此，“盛德”，“至德”是《周易》道德观的最后一点。笔者认为，“盛德”、“至德”不单是对处于尊贵厚禄，握有大权的人说的，也是对一般的人，处在个人最鼎盛时期所做出的最一般的概括，因而具有普遍性意义。
怎样才能修养到“至德”的境地?《周易》认为要通过研究易理去实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系辞下》)。不难看出，精心研究易理的妙义，是为了致用，利用易道以安身心，会使德性更崇高。研究易理，利用易道是实践《周易》道德观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