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孔子视《周易》为“迁善改过”之书，从人道教训和生活智慧的层面解释卦、爻之义始，历代易学家，尤其是儒家学者，均把人文关怀视为研究《周易》的目的之一。这种人文关怀，表现为方方面面，兹就其中较为重要者略述如下：
忧患意识
《易经》作为一部形成于殷周之际的占筮之书，其目的是为了引导人们防患于未然，化险为夷，趋吉避凶。因而，在其卦爻辞中，包含了较为深沉的忧患意识。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易传》把这种意识概括为“明于忧患与故”。其曰：“《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系辞传》）“明于忧患与故”，就是使人认识忧患所在及忧患之因，这就是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居安思危”。《周易．系辞传》借春秋末期的著名思想家孔子之口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大意是说，凡是衰落的，都是由于过去曾经荒淫腐败；凡是灭亡的，都是由于过去曾自以为平安无事；凡是败乱的，都是由于过去曾自以为治理得宜。因此，君子安居而不忘倾危，生存而不忘灭亡，整治而不忘败乱。这样才可以自身安全而国运常新。这是叫人对自己的处境和现状，时刻抱有警惕之心。战国中期的著名思想家孟子用非常精炼的语言把它概括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真正作到居安思危，并非容易之事，须从细微处着眼，时时惕惧，防微杜渐。《周易》特别强调“几”和“知几”。照《系辞传》中的说法，《周易》是一部“研几”之书。其曰：“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
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意思是说，《周易》是穷究幽深事理而探研细微征象之书，只有穷究幽深事理，才能会通天下的心志；只有探研细微征象，才能成就天下的事物；只有神奇地贯通《易》道，才能不须急疾而万事速成，不须行动而万理自至（译文参见黄寿祺等《周易译着》第554页。上海古迹出版社1989年）。 “几”即“微”，就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苗头或萌芽。《周易》认为，这种苗头或萌芽虽然“微”而似无，但却能够预示事物发展变化的方向是吉是凶。正所谓“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六十四章）。用《易传》中的话说即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坤．文言》）“早辩”即及早察觉，也就是“知几”。能及早察觉，就能防患于未然。
在《周易》看来，可否做到防患于未然，并不单纯是一个认识问题，还是一个德性修养的问题。《干》卦九三爻辞说：“君子终日干干，夕惕若厉，无咎。”意即君子整日进德修业，到晚上还惕惧反省，就不会有什么灾害临到自己。可见，防患于未然的
关键是谨慎自守，提高道德修养。用《象传》中的话讲即“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孔子就是在这一层面上特别彰显其忧患之心的。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卫灵公》）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泛通六经，尤长于易”。正是在《周易》忧患意识的启迪下，他提写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成为中国历代仁人志士自强不息，担当道义的自警格言。
变通意识
变通意识可以理解为“居危思变”，它是忧患意识的必然发展。如果说居安思危是为了防止由好变坏；那么，变通意识则是努力谋求由坏变好。《周易．系辞传》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是《周易》的核心观念之一，所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周易．系辞传》）。
《周易》强调“变”，有一个基本原则，即“动静不失其时”，“与时偕行”。《周易》特别指出对“时”要有所知。如《贲卦．彖传》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即仰观日月星辰等天象，可以察知四时、季节变化的规律。如《观卦．彖传》说：“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即仰观自然运行的神妙变化，可以理解四时交替之毫无差错的道理。如《豫卦．彖传》说：“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即天地顺其本然之性而动，所以日月运转而无差失，四时交替而无差错。如《丰卦．彖传》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即日至中天必将西斜，月至圆满必将亏食，天地自然有盈必有亏，有亏必有盈，它们都是根据一定的时间而消长存亡。类似的话，《彖传》及《系辞》中还很多，这些都是古人经过对天地自然的观察所获得的关于“时”的知识。
《周易》强调对“时”要有所知，而“明时”的目的则在于让人们依时而动，“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时行”就是依时而行。既然一切都在时间之中，谁都无法游离于时间之外，那么要想在时间之流中有所进取，就必须顺时而动。有学者指出，人与时的关系，“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行为与环境的关系，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必然性的关系。顺时而动，必获吉利，逆时而动将导致灾难，主体行为是否正当，并不完全决定于主体行为本身，而主要决定于是否适应环境的需要” （余敦康：《中国哲学论集》第480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因此，“时行”之“时”，还不仅仅是指年、月、日、时，而是与此年、月、日、时相关的及与主体相关的一切因缘的总和。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谓的“时机”一词的真正涵义。
《周易》之中论到“时行”的地方颇多，如《大有．彖传》说：“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应乎天而时行”，就是顺应天道自然的规律，依时而行。如《随卦．彖传》说：“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 “天下随时”，即天下众人顺应时变而相随从。如《坎卦．彖传》说：“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 “险之时用”，指国君王侯因应天时，设险守国，意义非常重大。如《遁卦．彖传》说：“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 “与时行也”即随顺时势，及时退避。总之，“时行”，就是叫人不失时机，因应时变，有所作为。
依时而行固然重要，依时而止意义也非常重大。所以《彖传》谓之“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其实，“与时偕行”就包含“时止”之义。《周易》中有一《艮》卦，专门讨论“止”的问题，其卦辞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彖传》解释说：“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艮》卦主要申明“止”义。《序卦》曰：“《艮》者，止也。”《杂卦》曰：“《艮》，止也。”《艮》为“止”，所以《彖传》有“时止则止”之说。但论“止”之卦何以又谓“时行则行”？金景芳先生解释说：“止的意义并不简单，不能以为停止不动才是止。其实止还包含着行的意义在内。这一点一般人不易领会，所以孔子特别加以说明。止于止是止，止于行也是止。我们坚持不懈地干一件事情，就是止于行的止。后来我们发现情况变了，这节事情必须停止，不宜再干了，这就是止于止的止。坚持干什么，是止于行；坚持不干什么，是止于止。两种止实行起来都要看场合，就是要‘艮其背’。这个场合不仅是空间上的场合，也是时间上的场合，而且归根结底是时间上的场合。‘时止则止’时要求止于止，就止于止。‘时行则行’时要求止于行，就止于行。或止于止，或止于行，时是决定性的因素。”（金景芳等：《周易全解》第359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
金先生的解释辩证色彩很浓，意义也很深刻。它表明，艮止之义不仅在于因时而止于所止，还在于因时而止于所守。所以，《彖传》接着说：“艮其止，止其所也。”而《象传》则更明确地强调，君子观《艮》之象，应当“思不出其位”。宋人程颐解释说：“君子观《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处之分也。万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则止而安；若当行而止，当速而久，或过，或不及，皆‘出其位’也。”（《程氏易传》）“止其所”、“不出其位”，都是指止其所当止。而止其所当止，也就是止其所当守。因此，“止”并非静止不动，而是以止助行，以行成止。
止于“行”或止于“止”，决定性的因素是“时”，所以说 “动静不失其时”。人若能做到“动静不失其时”，便能顺应事物发展的规律而“时中”。“时中”即“中”而因其“时”，“时”而得其“中”。得其“中”，所谓经也；因其“时”，所谓权也。有经有权，故能变通。此所谓“变通者，趣时者也”。变通趣时，就能顺天应人，推陈出新。《周易》中有《革》卦，专门讲变革，“革命”一词即滥觞于此。而《革》卦之后紧接《鼎》卦，目的就在于彰显“革故鼎新”之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趣时变通，即变化日新。能趣时变通，即是“识时务”。而识时务，能日新，就可以常保通泰。所以《周易．系辞传》说：“日新之谓盛德。”
整体和谐意识
整体和谐意识，就是追求和保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变”是为了求“通”，“通”则以各种势力的和谐统一为前提。《周易》讲“三才”之道，就是为了凸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说卦传》中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道”虽分为三，但核心则是阴阳变易法则。《系辞传》中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又说：“生生之谓易。”这是认为事物变化乃阴阳相互推移的过程。《系辞传》中又说：“神无方而易无体”，“阴阳不测之谓神”。这是认为阴阳相互推移的过程没有穷尽，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但《周易》同时也指出，此不测之“神”恰恰是由于阴阳相反性能之间相资相济，相互补充的结果。也只有阴阳相反性能之间的相资相济，相互补充，才能维系事物的健康发展。此所谓“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系辞传》）。这表明，天、地、人各有其遵循的法则，天道曰阴阳，地道曰刚柔，人道曰仁义。但由于三者均由性质相反的两个方面共同成就，所以又有共同遵循的规律。《周易》追求天人、即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统一，也正是基于此种“共同遵循的规律”。
《周易》所谓的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统一，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天人之间具有内在同一性；一是天人之间具有相成、互补性。就前者说，《易传》特别强调人对天道的效法，而主张推天道以明人事。《大象传》对六十四卦卦义的解释，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如其释《干》卦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释《坤》卦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释《屯》卦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释《蒙》卦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释《大畜》卦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释《益》卦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等等。这些话表明，在“天之道”与“民之故”之间是存在着内在同一性的，人们通过认识和效法天道，就可以从中汲取教益，引伸出人事所遵循的原则。就后者说，《易传》又特别重视天人之间的差别性，而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如《系辞传》说：“天地设位，圣人成能。”“成能”就是成就天地化生万物的功能。又如《泰．象传》说：“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裁成”即裁节成就；“辅相”即辅助赞勉。（黄寿祺等：《周易译注》第1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一句话，就是驾御自然界的法则，参与自然界的变化过程（朱伯昆：《〈易传〉的天人观与中国哲学传统》，载《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这些都是分别人道与天道的不同，强调人在自然面前应积极主动，参赞天地的大化流行。
正因为天人之间的和谐统一不以消解人的主观能动性为前提，而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为基础，所以《周易》特别强调，只要人们努力把握天人之间共同遵循的本质规律，探讨阴阳变易的法则，发挥自我的仁义之性，就能安身立命。此即《易传》所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做到了这一点，就能“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系辞传》）。“先天”即先于天时的变化而行事；“后天”即天时变化之后行事。这是说只要掌握了道，其德行就能与天地日月鬼神的变化相一致，也就能预测天时，顺时而动，从而达到天、地、人三者之间的整体和谐。
《周易》的这种整体和谐意识，站在天道的立场说，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与合规律运动。站在人道的立场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道德理想与“保合太和”的精神境界。在这样的“和谐”中，天与人，自然与人， 便可以超越分别，达到合一。而达到了这种“合一”，也就是真正达到了《易传》所谓的“乐天知命故不忧”。“乐天知命”，即参合天地的化育，知晓主体自我的定分，并在万物与我为一的氛围中超越一切忧患，而其乐融融。这是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此种和谐既是一种美的境界，更是一种善的境界。但它又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境界，还体现为“化成天下”的事功，所谓“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周易．彖传》），即天地交感带来万物化育生长，圣人感化人心带来天下的昌顺和平。如是，则“保合太和”而“万国咸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