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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化有哪些
关于中原文化的资料
中原文化是以中原地区为基础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最早可追溯至西元前约六千年至西元前约三千年的中国新石器时期。中原文化以河南省为核心，以广大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为腹地，逐层向外辐射，影响延及海外。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和核心组成部分。中原地区在古代不仅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主流文化和主导文化的发源地。中国历史上先后有20多个朝代定都于中原地区，河南省占据中国八大古都的一半，包括洛阳、开封、安阳和郑州。中原地区以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地位和人文精神使中原文化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长期居于正统主流地位，中原文化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是自上古至唐宋，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中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就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
必须注意的是，中原文化的地域性明显又与其他地域文化不同，它最值得重视的特点就是与中国文化形成的直接关联。由于黄河泥沙的淤积和气候等诸多便利的自然条件，这里自上古时期就形成了发达的农业文明,在诸地域中最先跨过了“文明的门槛”。由这种文明衍生的文化，则为后世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文化礼仪典章提供了基本的范本。同时，中原文化之所以在中国文化的整体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还在于它强大的辐射力。在中国历史上,它依托于生产方式的先进性、军事的扩张，甚至中央政权崩解导致的移民大批迁移，向四方传播。
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之根，它主要表现为：
根源性：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具有发端和母体的地位。无论是口头相传的史前文明，还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文明肇造，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从“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三皇五帝”、“河图洛书”等神话传说，到对早期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发掘，河南省有大量遗址遗物。夏、商、周三代，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根源，同样发端于河南。作为东方文明轴心时代标志的儒道墨法等诸子思想，也正是在研究总结三代文明的基础上而生成于河南的。
原创性：中原文化对构建整个中华文明体系发挥了筚路蓝缕的开创作用。无论是元典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建构，还是汉字和商业文明的肇造，乃至重大科技发明与中医药的产生，都烙下了中原文化的胎记。《易经》、《道德经》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独特发现，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心理。黄帝都“有熊”置百官和李斯提出的郡县制，确立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基本制度模式；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衡的浑天仪，都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包容性：中原文化具有兼容众善、合而成体的特点。中原文化通过经济、战争、宗教、人口迁徙等众多方式，实现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全面融合与不断升华。考古人员发现，20万年前南北文化在中原一带交汇。进入新石器时代，文化交流更为频繁，文化融合更为深化。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与周边地域文化具有许多共同点。如中原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就是东夷的海岱民族和中原民族交往、融合的结果；郑州大河村遗址中出土的一些富有山东大汶口文化特征的陶器，说明中原文化在那时就开始吸收周边文化成果，熔铸自己的文化。胡服、胡乐、胡舞、胡人食品在汉唐间传入中原，都融入中原文化之中。世界其他地区的宗教基本都具有排他性，但是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传入中原，却被本土的儒道文化所接纳。
开放性：中原文化有着很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集中表现在：一是辐射各地。如岭南文化、闽台文化以及客家文化，其核心思想都来源于中原的河洛文化。唐代的思想家文学家韩愈就极大地影响了潮汕文化。二是化民成俗。中原文化中的一些基本礼仪规范常常被统治者编成统一的范本，推广到社会及家庭教育的逐个环节，从而实现了“万里同风”的社会效果。三是远播异域。秦汉以来，中原文化主要是通过陆路交通向东向西广泛传播，不仅影响了朝鲜、日本的古代文明，而且开辟了延续千年的丝绸之路。班超出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经，鉴真东渡扶桑等历史记载，都书写了中原文明传播的壮丽画卷。从北宋开始，中原文化凭借当时最发达的航海技术，远播南亚、非洲各国，也开辟了世界文明海路传播的新纪元。
基础性：中原文化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处于主体、主干的地位。中原文化在与其它文化不断的融合交流中，自身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大，并由此催生了中华文化的形成。中原文化的核心思想，如“大同”、“和合”，都成为了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中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如礼义廉耻、仁爱忠信，都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中原文化的重大民俗活动，如婚丧嫁娶、岁时节日等，都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民俗活动。正如一名著名考古学家所说：中原以外的文化区都紧邻或围绕着中原文化，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这些外围的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是花心。正是花心的不断绽放，才形成了中华文化这朵绚烂的文明之花。
中原丧葬文化
（一）奉行儒家孝道，事死如事生
孔子主张：“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儒教极力倡导孝道，送终之礼尤为重视。受儒教孝道思想影响，丧葬礼仪中日益形成了葬前丧仪、五服制度、居丧守孝、祭祀亡灵等繁琐的丧俗；再者受灵魂不死观念的支配，古人心目中的两个世界，即活人生存的现实社会和鬼魂活动的朋曹地府，因此，古人总是按死者生前的生活方式为其安排后事，将现实社会的一切原封不动地搬到鬼魂世界，“事死如事生”是我国包括中原传丧葬礼仪的基本原则之一。
（二）隆祭、厚葬之风盛行
居丧守孝是中原传统葬礼中的’重要内容。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了“五服”制度，其目的是按血缘亲疏关系，确定居丧守孝的亲疏近远，以维护封建宗法制度。居丧期间，不仅禁忌重重，而且还规定了七日一祭，百日、周年再祭，以及清明、春分、中元（阴历7月15日）、冬至扫墓的隆祭久祀制度。厚葬之风一直是中原传统丧葬习俗的重要特征之一。“人土为安”、“重殓厚葬”、“铺张浪费”是其重要表现。土葬在原始社会就开始了，当时中原一带人们多用土葬安埋遗体，因而土葬成为中原各地汉民族的传统葬法；“重殓厚葬”的殡葬观念影响至深，“棺椁必重、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以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以及排场铺张的奢侈之风，代代相因，上行下效，愈演愈烈，导致了历史上经久不衰的厚葬之风。
（三）等级森严、封建迷信盛行
早在我国奴隶社会的周朝时期，就形成了“贵贱有仪，上下有等”的丧葬制度。生前的社会地位不同，死后酌待遇也各有所异，古人通过丧礼，将现实社会的等级关系移植到鬼魂生活的冥界。在丧事中的封建迷信活动盛行，这也是河南传统丧葬习俗的又一特征，主要有：搭灵棚、做道场、看风水、择吉日、僧道念经、扬幡招魂、披麻戴孝、烧纸化钱、磕头跪拜、发丧送葬、大出殡、配阴亲、取鬼妻等。
人类经历了“弃尸”、“野葬”、“葬而坟之”的死亡文化过程。葬具是指装盛死者遗体或骨灰的器具。针对这两点本文主要对丧葬中的坟墓选择和葬具进行部分叙述。
（一）墓者没也，沉没、埋没之意。早期人类的亲情观念是以氏族为单位的，因此，墓而无坟也没关系，大伙葬于一处，很好找到。当私有制出现以后，当亲情范围缩小以后，人们需要单独埋葬、单独纪念，墓而坟之就开始了。
在阶级社会人分三六九等，坟墓自然也有等级。大的等级有：圣人坟墓称“林”，帝王坟墓称“陵”，贵族坟墓称“冢”，一般官员或富人称“墓”，平民百姓称“坟”。在同一等级之内，坟墓的大小、高低、排列、方向、装饰也有区别，后代不能超越先祖，小官不能超越大官等。
墓地有公墓、家墓、族墓、义地和乱葬坟之分。公墓一般由政府出面购地，多为穷人而设。明清两代政府为了倡导土葬禁止火葬，曾开设公墓。家墓就是一家之墓区，年代久远之后，就成为族墓了。义地是有钱人家的义举、善举，为少地、无地贫民购置的墓区。乱葬坟是最贫民化的一种墓区，地是无主的荒地，坟是最穷的人或无主的人。墓地有神道，即墓地的主道路，道路两旁有石人、石兽和松柏等。墓有墓碑，墓碑上刻有墓志铭，碑坐于墓台之上，墓台两侧有镇墓兽和松柏等。
中国人对死很看重，不仅表现在观念形态上，也表现在操作形态上，更表现实物形态上。帝王从登基那天起就关注两件事，一是长生不老、二是修墓。上有行之、下必效之，在民间活死人墓也比比皆是，规格也是尽其所能。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看重坟墓呢？
一是归宿感。中国人特别重视归宿，生时认祖归宗、认亲；要寻找组织、要找终生依靠的人或单位等；死时要叶落归根，要人家墓、族墓，要合葬等。这种强烈的归宿感正是专制政治下个体意识弱化的表现。生时的危机与不稳定反映在死亡文化上就是强化死后的安定，安定则表现在墓地的种种规制上。
二是永恒的需求。渴望生命永恒、渴望富贵永恒、渴望脱离贫贱是人类自私也是最本能的愿望，但是永恒是非现实的，转化这种永恒不也是一种永恒吗？因此，生命就延伸到了死亡，富贵就延伸到了墓穴。
三是伦理的需要。中国儒家的伦理学说在活人世界里维系作用是有限度的，因此，中国的封建统治者要把这种作用再强化到死者身上，以对死亡者态度衡量对活人的态度，即“事死如事生”。
四是宗法等级的需要。宗法等级是封建统治者，维护封建秩序的一种有效手段，在死亡之人生大事上也要体现出宗法等级来。
（二）葬具有棺、椁、匣、骨灰盒、罐等。在传统丧葬礼俗中，葬具也是根据死者生前身份而有所不同的。
棺。直接盛尸的器具。有木制的、金属制的，水晶制的、玻璃制的、银制的等。木制棺材讲究很多，据说楠木、檀木棺材有保护尸体不腐烂的作用。木制棺材用料也极讲究，三寸、七寸，甚至尺外者都有，重到几十人不能移动。。
椁。棺材外面的套棺。在封建社会，棺椁之用是有严格区别的。天子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两重，平民则棺而已。棺罩。旧时出殡时罩在灵柩上的庙堂式的罩子。品级越高，棺罩越讲究。匣。多为未成年死者，殓尸之用。也为二次葬骨所用。状似棺但小。骨灰盒。盛骨灰的器具，多为木制或胶木制。骨灰盒为现代火葬之用。骨灰罐。流行于古代火葬，主要受佛教文化影响。
随葬品。随葬品就是伴随死者人葬的物品。有焚化、陪葬、死者随身等多种形式。随葬品有人、有实物、有象征性物品、有模仿性物品。随葬品有严格等级规定，它是死者生前身份、地位的标志。现代社会，随葬品仅仅成为一种象征，在农村等落后地区还比较盛行。随葬品的出现与社会意识、宗教信仰有关，“孝”意识起推波助澜作用。在奴隶社会时期，往往以人随葬，惨不忍睹，后来就以陶人随葬，算是一点进步。古代帝王多以实物随葬，盗墓之风遂起，帝王就以假墓疑之，有的帝王墓穴有十几处之多。一般民间多以象征物品随葬，一则经济实力不够，二则怕盗墓死者不安。
选择了墓地和葬具以后就是丧葬重的安葬方法，这是人们对死者遗体的处置方法，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安葬死者。远古时期，人死之后是如何处理遗体的，无可靠记载可考。根据传说及考古学、人类学研究成果发现，远古人类对死者遗体处理没有固定的习俗。人类祖先在200万年前出现在地球以后，对死者遗体的处理方法几乎同兽类相差无几。
我国最早有意识的丧葬活动是距今有1．7万年前的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对死者既有一定的仪式，又在死者遗骸周围撒上赤铁矿粉，并有石器等随葬品。丧葬习俗是伴随着“鬼魂”观念的出现而出现的。由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所限，对自然界产生了种种神秘感，并根据经验和作梦的体会逐步产生了种种意识，进而影响到丧葬习俗尤其是对死者遗体的处理方式的形成和发展。自从有了灵魂观念以后至今，人类对遗体的处理方法可谓是五花八门。按葬法分类有土葬、火葬、天葬、风葬、水葬、崖葬、塔葬、曝葬、腹葬、裸葬、路葬、树葬、洞葬、海葬、野葬、挂葬、船棺葬、铜棺葬、悬棺葬、石棺葬、瓮棺葬等等；按葬式分类有仰身葬、俯身葬、侧身葬、屈身葬、直立葬、解肢葬（割体葬）、一次葬、二次葬等。上述葬法、葬式归纳起来无外乎有以下两种：一是遗体保存法，认为灵魂须以尸体为依托和归宿，故尽量保存遗体，如土葬、悬棺葬、防腐葬等；二是遗体消灭法，认为灵魂应尽快脱离身体升天，故尽快消灭遗体，使灵魂得以安息，如火葬、水葬、天葬等。
安葬的方式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出现了明显的阶段性，逐渐形成了以土葬为主的传统丧葬习俗。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人们在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安葬方式，有的被不断更新，赋予了新的内容，并不断的发扬光大，如火葬；也有的因繁琐、有碍环境而被淘汰，如悬棺葬、高架葬、瓮葬、水葬等。远古时期的葬法、葬式的形成和选择往往与人们生活的环境和地理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实行树葬、风葬、露天葬的，多为生活在森林中的民族，如我国的古契丹人，将尸体悬挂在树上，三年后焚烧尸骨；如实行水葬者，一般生活在江河岸边，如我国少数民族的藏族、独龙族对非正常死亡者，扔尸体于江河中，任其飘流；再如实行火葬者，因其居住在高寒地区，火对生活的影响特别突出，进而影响到丧葬，如我国古代西北的氐羌族盛行火葬。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地理和环境的不同，从事的生产活动的不同，以及心理素质、宗教信仰的差异等诸多原因，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葬法、葬式习俗。加之由于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各民族的不平衡以及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表现在安葬方法上也是各有不同。
解读中原文化重农抑商
在农耕时代的中国商业和商人的命运，与王朝政策相关，而政策的变化，也与不同时代的政治形势相关联。
商鞅变法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规定：土地可以买卖；家里有两个成年男子不分家的，加倍征收他们的赋税；粟帛生产得多的，受到免除徭役的优待。
中国封建社会采取这种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提供给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为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根本性的大事来抓，采取一系列督促、鼓励、组织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国家经济政策上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向倾斜。通过发展农业，封建国家可以征收稳定的土地税来保证财政收入，还有利于社会稳定，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统治者认为，发展工商业不仅不如经营土地那样使生活有保障，还会加剧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造成种种社会问题。因此，重农抑商、以农立国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治国主张。
古代重农抑商政策主要表现在：一、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业，商业为末业；二、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抑制兼并的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三、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四、从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业活动：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利，堵仕途之路，不许其后代做官；利用税收制度惩罚商人；对重要行业采取官营，不许商人染指；从日常生活方面对商人进行限制，对其穿衣、建房、乘车都有歧视性规定，等等。
古代重农抑商政策：
一、战国时期，秦国奖励耕织；二、明清时期，统治者极力强化本末意识，实行专卖制度，等等。
影响：
积极：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当时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起了积极作用。例如商鞅变法，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促进了秦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消极：“重农抑商”政策也导致地主官僚不断兼并土地，使土地高度集中，农民破产流亡，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激化了阶级矛盾，造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地主官僚集团也因疯狂兼并土地而更加腐败。到了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而统治阶级依然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推行一系列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这些做法，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了国家落后，也使其失去了最初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