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遥天先生认为：“人名是人类的意识形态之一。眼前如果有一部完备的中华人名辞典，它反映整个中华文化与历史，比什么都更切实具体。”[1](P89)近年来，关于人名的研究成果不少，然而学界对于汉族农民乳名文化的专门研究却十分罕见。笔者认为，乳名是汉族大多数农民(以下讲到农民，特指汉族农民)一生的主要名字。其文化内涵主要表现为对生命本色的张扬和人生理想的寄托两方面。然而在今天，它却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其积极作用与负面影响都是值得深思的。本文拟对这一文化现象作一探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 生命本色的张扬
就农民乳名来说，它对人的生命本色的张扬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突出人的生理特征。人的身体是生命的载体和外在表现，因而，人名的起源最初便与生理特征有关。萧遥天说：“人的有名，乃在知识渐萌，人我之间的交际渐密，渐从形体、声音的特征加强认识，这种存留在心坎里的无声符号，可说是名的胚胎。后来人事日繁，群居生活日渐发达，觉得以形体声音的特征为某人默记的标准还不够，便需要立一个显明的符号以与某人，因是名便诞生了。”[1](P3)由此看来，人的名字的产生最早来自其形体和声音特征。而农民的乳名至今仍明显地保留着这一特征，如有人叫做“大头”、“小头”、“大眼”、“长腿”、“三秃子”、“老肥”(肥胖之意)、“话匣子”(爱说话或嗓门高)等，又如某人脸上长得有点不那个，就叫他“大麻子”；眼瞎了一只，就叫他“独眼龙”；镶了一颗金牙，就叫他“大金牙”；腿走路不方便，就叫他“拐腿”或“瘸子”。这种名字对农民来说没有较为明显的褒贬色彩。所以，以此为名的人很少认为这是一种侮辱，尤其在其年轻时更是习以为常。联系名字的起源，笔者认为，这种对其生理特征的突出实质上是对生命自身重视的表现。在农民看来，与社会生活中的其他事情相比，生命自身更为重要，因为它是前者的基础；舍此，一切便无以存在。
更为有趣的是，这种对生理特征的关注在取名上直接与性——生殖能力联系起来。在城市人看来，涉及到这方面的用语，一般要尽量避免或用其他词代替，否则就会被人瞧不起，被认为粗俗、下流、肮脏等。然而农民却不是这样，他们并不隐晦这种用语，有时反而故意加以强调和夸张。如男性中有人乳名叫“黑蛋”、“白蛋”(蛋：即阴囊)；有人阳物特大，绰号就叫“触地”，还有人绰号叫“狗”、“絮”(形容某人喜欢絮絮叨叨)、“骚猪”(迷恋女色)等。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笔者认为，它至少反映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反映了农民的意淫。周作人曾对民间歌谣进行过分析，对“猥亵的歌谣，赞美私情种种的民歌”，认为它是平民百姓的意淫和梦[2](P180)。而这种意淫和梦正是现实生活中太多的性禁忌和男女比例失调的产物。这样，过度的性压抑便企图通过各种途径发泄出来。人的乳名应该也是其表现途径之一。二是反映了对生命的创造精神。这一意义可以从一些文艺作品中得到旁证。法国拉伯雷在其《巨人传》中有意突出人的生殖活动和生殖能力。巴赫金对此论述道：“对他(拉伯雷)来说，人体是最完善的物质结构形式，因此，它是打开所有物质之门的一把钥匙。从中构成整个宇宙的那一物质，在人体身上敞开了自己真正的本质及其所有最高的可能性——物质在人体上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开创性的、命定将战胜全宇宙物质的力量，物质在人体身上具有了历史性。”[3](P426)这样，人的肉体在巴赫金那里给予了全新的正面的评价。又如原始艺术中有些石雕，有意突出人的生殖特征：孕妇的巨腹、巨大的阳物等。[4](P43-45；P51-54)无疑，它们所表现的是原始社会生殖崇拜意识。由此可以推测，农民乳名的这一特征也可以理解为原始社会生殖崇拜意识(包含对生命的创造精神)的延续。因为“人的心理是通过进化而预先确定了的，个人因而是同往昔联结在一起的，不仅与自己童年的往昔，更重要的是与种族的往昔相联结，甚至在那以前，还与有机界进化的漫长过程联结在一起。”[5](P40)这一观点也可从农村女人的乳名上得到进一步验证。许多农村女人以各种花果作为乳名，如桃花、杏花、石榴、樱桃等。在荣格看来，一切象征着丰饶与多产的事物都与母亲原型有关。而花果则可以隐喻女人的生殖器官，可以理解为人的这一集体无意识的表露。无疑，这是对人的生命力的赞颂。袁志广、滕春华在《论世纪之交的维吾尔人名民俗的文化模式》一文中认为，以植物之名命名的如青苗、椰子树、梧桐树、樱桃、紫罗兰、月季花、石榴、石榴花、苹果等，多用于女名，有的象征繁殖力，有的象征女性的艳丽和可爱。[6](P37)虽然维吾尔族与汉族农民女人的名字不太相同，但都包含对生殖力的象征意义则是相同的。另外，汉族农民乳名中还能够传达明显的血缘关系：假如一户人家生有几个孩子，若同是男孩，老大名叫骡子，老二则会叫做大马，老三也许就叫小牛，老四便叫做驴驹；若老大叫做绵羊，老二便叫做山羊，老三便叫做羊羔；或者干脆就根据在同胞或同宗同辈(如堂兄弟)中的排行，取的是不算名字的名字，如老大、老二、老三、小四；若同是女孩，便分别叫做大闺女、二妮、三姑娘、小妞等。这种血缘关系也可视作生殖能力的一种体现。
在传统社会，这一观念更与人们传宗接代的心理相通：一个人的生命力旺盛，那他就必然会有强大的生殖力，否则就意味着其生命力的萎缩，后者通常是许多人最为自卑之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宗法社会，以生育男孩为特征的传宗接代便上升为封建伦理道德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于是，便有很多农民的乳名表现了这种心理：如有人生了女孩，便名之曰招弟，意为希望下一个是男孩；生了男孩，便名之曰铁蛋、铁头、铁柱，意为他是最强壮的男孩，谁也不能奈何他。一些男孩脖子上挂着项链、玉石或桃木，意为要拴住他的命，唯恐被鬼神夺去，而女孩一般则没有这种“福气”。这种现象无疑反映了传统社会重男轻女的特征。但追根溯源，其深层心理却是对人的生命本色的张扬。
二 人生理想的寄托
农民乳名还体现出对人生理想的寄托。它大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主意识的凝聚。(这似乎与上述重男轻女的观念相悖，但正如康德所说，真理常常是充满矛盾的。)它首先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不论尊卑、美丑还是男女都一律平等。在汉族农民中，有人喜欢为其后代冠以龙凤之尊、金玉之贵，如凤龙、圣人、金山、玉枝，但也有人故意以贱名示之，如小人、大傻、二憨、三笨等。贱名的历史很久。据萧遥天考察：“大约春秋以上的人名，都和后代的小名(乳名)一类……这些公侯卿士的鼎鼎大名，却都保留着喂奶时期卑俗的称呼。”[1](P90—91)宋明以降，小名渐成一个独立的单位。他进一步认为，小名(乳名)的鄙俗粗野是因为父母“大体都出于怜爱太甚，故示卑贱，希望容易养大成人。”[1](P90—91)另一种观点认为，越是高贵的生命越娇嫩，越是卑贱的生命力越强，所以，给后代起贱名是希望经得起生活的磨难，是为了美好的未来。[7](p16)由是来看，贱名在他人的心目中并不卑贱，它与高贵的名字是完全平等的，而名字的平等正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表现。这可以说是一种心理补偿，也是对等级观念的挑战。(当然，也有不同的观点，如上述袁志广等文认为“贱名之俗源于‘毒眼和毒蛇致恶的信仰’和巫术思想。取贱名，对这种心理的产生和邪恶力量的致厄具有防范之功效。”而潘正云《凉山彝族人名命名特点及文化内涵》一文则认为取贱名是为了使“鬼不要”。[8](p11)但这些观点来自对少数民族名字的研究，与汉族农民乳名不属于同一研究对象。)乳名还有美丑之分。就性别来看，丑陋的名字一般属于男性，如老丑、扁头、黑塔、黑货、黑子、大癞子、二癞子、三斜子、三怪物、马虎(民间一种极丑陋的鬼)、乌龟、王八、老鳖，而花草之类美丽的名字多属于女性。这可以说是对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理念的挑战和颠覆。
其次，人与动植物之间也是平等的。若某人乳名取动植物之名，其人并不感到难堪或自卑，大家也都习以为常。这也许可以说明，在人们心目中，人并非万物之灵，而是每个生灵都属于大自然的一个分子，都服从于自然规律的支配，因而都是平等的。这种观念也许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社会。萧遥天先生就认为，人的名字甚至姓氏都与个人图腾有关。[1](P16)又如穆台力甫·司地克先生在《维吾尔族人名和姓氏初探》一文中论述道：“最早的人名与人类的生产方式和图腾现象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原始社会，人类最基本的生产方式是狩猎，人们的衣食都取决于生存于自然界的飞禽走兽。因此，当时人们都十分崇拜一些与其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生物。根据人们的这一习性当时社会上形成了用某些动物的名称给自己的子女命名的习惯。……由于狩猎这种原始生产方式是在五光十色、丰富多彩的大自然中进行的，……这样一种体现大自然美的人名就随之应运而生。”[9](p89)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动物不但不比人类低下，反而成了人类的主宰。另外，由于科学不发达，人们相信万物有灵，而且生死轮回：人死后可以变为动植物，而动植物死后也可以再变成人，在人与动植物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根本上说，二者是完全平等的，而这种原始思维所表达的内涵正与今天的民主意识暗合。
(二)人生价值的体现。首先，让我们从其物质生活领域展开分析。在农业社会，谁占有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越多，谁越能得到人们的尊重。以这些东西作为乳名，说明了农民终生和它们不可分离，其命运与此息息相关。它们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属于生产资料类。几乎各种家畜的名字都可以用之于农民乳名，如肉牛、小马、骡子、叫驴(公驴)、老母猪、二狗、绵羊等，它们中有很多属于劳动工具；属于劳动工具的还有无生命之物，如有些人乳名为大鞭、马套等。还有农作物之类的乳名，如小秧、小梗、毛垅、小莲、小丝、长絮等。上述这些，作为农民的生产工具和劳动成果，反映了人们希冀有牲畜使用、有土地耕种的田园之乐。二是属于衣食住行之类的生活资料，如帽头、大氅、裤头、小水、小馍、小菜、大焖、二焖、小庵、小棚、小屋、马车等。在传统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和天灾人祸等原因，人们常常过着缺吃少穿的生活。以这些东西作为乳名，反映了农民朴素、节俭的生活态度和丰衣足食的人生愿望。不难看出，农民乳名多停留在物质层面，且这些物质多属于人们的基本需求。相比之下，城市人的名字多反映他们的精神追求，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乡之间在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方面的差距。它形象地说明了农民要达到城市人的生活水准，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其次，从其精神生活方面考察。农民的人生价值还体现在浓郁的血缘关系——天伦之乐上。谭汝为先生说：“乳名是父母对子女的昵称，是父母慈爱之情的自然流露。”[10](p67)乳名除了渗透着父母与子女之情外，它还含有家族或宗族情感，以在宗族同辈中的排行为代表。上已列举，此处不赘。在传统社会，人们主要是按血缘关系来建立情感联系的，而且人的大部分活动都要以此为基础：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生产单位，人们共同创造财富，有着共同的切身利益，彼此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人丁兴旺，家族庞大，齐心合力，并能够产生血浓于水的至亲之情，便构成了真正的天伦之乐。
(三)人与自然的亲和。农民对美的追求和城市人有着明显的差距：后者重艺术美而前者则重自然美。作为乳名，它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感性美。其表现对象主要就是自然界尤其是农村常见的能够给人在视听方面产生美感之物，即鸟兽虫鱼和花草树木类，男人如刺猬、火头(一种鱼的名字)、知了、凤龙、燕子、猴羔、狼羔；如上所述，女人则名之为各种花草水果植物，如桂花、金枝、樱桃、石榴等。这些宠物或花草树木，具有美丽的声音、色泽、线条、外形，是“罕见”或“美丽”的意思。就连某些贱名一旦加上后缀“子”，也充满了生活的情趣，起到化丑为美的作用。如瞎眼、斜眼、拐腿作为名字显然表现出憎恶之情，但若称作瞎子、斜子、拐子便具有喜爱之意。对比上述穆台力甫·司地克先生的《维吾尔族人名和姓氏初探》一文中谈到早期维吾尔族人名总是与其狩猎生活相关，可知汉族农民如此丰富的乳名系列，反映的是以农业社会为特征的美丽的大自然，具有明显的感性美。
二是宁静美。传统社会充满着田园牧歌情调，人与自然保持高度的和谐，人的身心自由舒畅，人类社会处于相对静止状态。因此，无论是大自然还是人类生活都具有高度的宁静美。丁来先先生说：“文学艺术家……尤其那些具有浪漫倾向的作家与诗人，对宁静感甚为迷恋。通常这种经验的体会与获得是在一个自然背景里，在简朴的生活环境中。田园诗人的诗作大多抒发这种悠然自得的宁静感。”[11](P24)而海德格尔在以抒情的笔调描绘了乡村的“静谧生活”后，认为生活在乡下、保持原始的生存状态是一种诗意的安居。“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乐之源(接近极乐)。……正因为如此，那些被迫舍弃与本源的接近而离开故乡的人，总是感到那么惆怅悔恨。”[12](P69)上述多彩多姿的农民乳名，由于其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这一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环境，也就成为这种宁静美的载体。
三是美善统一的审美观。在传统社会，汉族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宗教意识较为薄弱的民族。长期的定居生活使这一民族十分注重功利性——物质生活和以群体利益为特征的伦理道德。这样，在对美的追求上，汉族人总是把它与善联系起来，这就形成了美善统一的审美观，无论在上层社会还是在民间都是如此。汉族农民的乳名自然也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特征。在上述具有感性美的乳名中，不管是鸟兽虫鱼之类的动物还是花草树木之类的植物，它们不但具有可观赏性，而且还具有可食可用的特征，而很少以单纯供欣赏的物体作为乳名的。至于家畜家禽和农具、生活用品之类的乳名，其功利性就更为明显了。这一情况我们可以和藏族相比。藏族是一个酷爱宗教的民族，这在其人名上也有明显的表现。贾一心先生在《佛光笼罩下的审美意向——藏族人名管窥》一文中把藏族人名分为三类：自然物、法和法器、知识，其中前两者具有明显的宗教因素。他在文章的开头说道：“佛教的传入，又使藏族审美文化具有宗教信仰的因素，混融性与其他民族相比更为强烈地体现了‘宗教与世俗，神性与人性的两重性’。在这一文化背景下的藏族人名也同样具有这一特征。”[13](P84)如狮子和莲花既反映了人对其自然属性——威武勇猛坚韧健壮和“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喜爱，同时这两种物体又是佛教中的神兽和宝物。又如太阳、月亮、天空、海洋等藏族人名都很少像汉族农民乳名那样具有强烈的功利性。
三 对“现代文明”的反思
然而任何事物都在发展变化，农民的乳名自然也不例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发生了明显的裂变。本文拟从三个方面讨论这一问题。
(一)农民乳名发生的变化及其原因
据马雪松先生《正在悄悄变化的农村人名——一个村的人名调查》分析，农民人名的变化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交汇融合，现代意识正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二是贱名习俗正在被雅名风尚取代，三是男尊女卑意识正在向男女平等观念转化，四是集中狭窄的人名用字正在向丰富宽泛的人名用字过渡。[14](P91-92)笔者对此持有异议。据笔者所掌握的实际情况，这些新型的乳名如建国、解放、跃进、公社、前进、胜利、社会、自由、结合、团结、建设、治淮、尼克松(美国前总统)、鬼子(即日本鬼子)、西安、福建、北京、南京、电话、电灯、火车、学习、文化等，尽管看起来很难与农民的乳名联系起来，却是不争的事实。它们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政治概念类，二是外国人名类，三是大都市及都市生活类。就第一类来说，它反映了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对中国农民的深远影响，它在农民心理上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第二类多用于人的绰号，含有明显的贬义，表现了农民对昔日敌国的仇视心理；而第三类无疑表达了农民对城市生活的殷切向往。所以，从这些简单的变化中，我们不难发现“现代文明”对传统观念的冲击以及中国农民几十年的心路历程。
(二)“现代文明”的冲击对农民和农村社会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首先，古老的宗法观念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牢固地维系人际关系。一是族长权利弱化。昔日的族长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如今大多已雄风难再。族长若穷得一无所有，不能给大家带来好处，就不会受到大家的尊重(且有些村庄已不再有族长)。随着社会的进步，族长已不能像过去那样随便干涉一个家庭的内部事务。二是上下辈间的关系也不像过去那样紧密了。改革开放前，即使是在不同村庄，只要知道两人之间的辈分，哪怕年老的辈份低而年轻的辈分高，老人也要对这个年轻人毕恭毕敬。然而今天这种情况已大为少见。更为有趣的是，不同辈份之间还出现通婚的现象。按婚姻法规定，三代血亲之外就可以通婚，然而过去事实上同姓之间通婚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同村不同姓之间也不能通婚，否则就会引起两大家庭或家族之间大规模的械斗，出现伤亡事件，并酿成多年仇恨。它在今天已得到很大改变。它在农民乳名上自然也有很明显的表现：那就是按排行取名的情况少了，单从许多人的乳名上已很难看出其同胞关系。宗法观念表现的是农民的群体意识，宗法观念的弱化也就意味着农民对其个性的张扬，它表现在年轻人对其婚姻和家庭事务的参与程度上。由于这一问题不在本文重点讨论之内，故从略。透过这种显见的理解我们不难发现历史的进程：从崇尚个体生命到强调宗法观念再到张扬个性，它意味着远古社会的生命意识、传统的小农思想和现代文明对人名的争夺，反映了现代文明日益进入当代农民生命的中心而小农思想正在被边缘化的趋势。必须指出的是，这一趋势远远没有完结，目前小农思想仍然居于主导地位。
(三)“现代文明”的冲击对农民和农村社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传统文化的联系。科学意义上的现代文明，并不排斥传统文化，而是传统文化的自然延续和现代转型。然而我国在向现代化前进的过程中，曾经有过多年的曲折与磨难。长期的政治斗争扭曲了中国人的人格世界，把人们变成政治的单面人。于是，甚至在农民的乳名中，也出现了上述单一的政治概念。这种政治乳名是多年政治斗争留下的印痕，是畸形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其次，它导致了传统美德的沦丧。在传统社会，农民似乎就是纯朴、憨厚、真诚和善良的代名词，然而由于多年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的恶性发展，昔日古朴的民风在许多地方似已荡然无存。许多发生在农村的恶习、丑闻，甚至令人发指的犯罪活动早已超出了道德的底线。这除了市场经济的因素外，传统美德的沦丧应该是其最根本的原因。其三，人的精神世界枯竭。大自然是人的生命之源，人对自然有一种天然的亲和感。在传统社会，农民乳名体现出大自然的万千气象，它们自身构成一种“生态平衡”。然而今天这种“生态平衡”正在逐渐被打破。杰姆逊说：“农民曾经有过很丰富的语言，传统的贵族语言也是很丰富的，而进入了工业化城市之后，语言不再是有机的，活跃而有生命的，语言也可以成批地生产，就像机器一样，出现了工业化语言。”[15](P176)传统的农民乳名作为农民语言的一种集中体现，上述变化正反映了其本身文化内涵的退化。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城市中反而出现了很多像小牛、小羊这样的农民乳名。这说明城市人由于远离自然，失去生命之根，渴望着对自然的回归。这样，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农民乳名的发展和演变实际上是走了一个圆圈：从自然出发，最后又回归自然，而它的发展和演变客观上成了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和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