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上的“结穴”，指的是龙脉结作之穴。在堪舆实践中，风水师寻求的，正是这种能够“夺神功，改天命”的富贵之穴，与广义上的墓穴有性质上的不同。一般而言，不是龙脉结作之穴的墓穴大体上有凶、平两种可能，吉者甚少。
对于龙脉中的“结穴”方式和数量，历代风水师有着不同的见解。宋国师吴景鸾后裔吴皙所著《地理集解》，正式提出三停穴法，亦即一龙一山之中可有天穴、人穴、地穴的三才穴法。张子微对此早有看法，他说：“劝君不必论三才，但要天然穴自在。”蔡元定反对的态度直截了当，他首先分析原因：“'三才'论穴乃术人迁就以玩俗人，要求财物”，是一种根据对方出价的高低，再决定予其扦天穴、人穴或地穴的商业行为，以致“世俗不惟昏愚者以为然，高明者亦或然之”，然后明确指出：“不知穴法天造地设，不可迁易，虽或有回避恶杀，或有贪见前面山水为之高下者，亦是天然。宜高宜下，非人力所能迁就也。”
到了明代，'三才'论同样遭到徐善继、徐善述的驳斥。他们认为：“有生成之龙，必有生成之穴。不可高一尺，不可低一尺。不可过左，不可过右。”经曰：“太高则露，太低则沉”，“高则伤龙，低则伤穴。”但是，徐善继、徐善述并没有否认实践中存在的一山三穴的可能，《地理人子须知》卷四即列举了两个一山三穴均致富贵的例子，只是强调其中有主穴、次（辅）穴之分。
天、人、地三才穴，虽然符合普罗大众均富贵的善良愿望，但实践中是不可能的。《地理人子须知》列举的例子，其中涉及一个标准问题。如果不以龙脉正结的标准来衡量穴的价值地位，那么，山上的墓穴与龙穴的界限就变得模糊不清，两者混为一谈了。
俗语说：“一个山头葬十坟，一坟富贵九坟贫。”即使同山同向同朝水，甚至同堆共井茔，也会出现一边光华生富贵，一棺泥水绝人丁的情况，主、次（辅）穴所应的富贵贫贱是可以比较出来的。
笔者赞同风水大师蔡元定的看法。对于风水师来说，无论是阴宅还是阳宅，点穴的要求都是一致的，即求其一点，准确无误。
一山分上下高低不同之穴，风水师看法不一，争论不休，但一山左右横向分可有不同之穴，风水师的看法却是一致的。左右结不同之穴，多为以下情形：一是奶乳穴，如图示。诗曰：大龙双乳穴同垂，两穴同扦福力齐，单下一穴难见发，教君此理有玄微。二是肩井穴，如图示。诗曰：山如人坐作人形，龙虎腾腾作气迎，肩井窠中钟正气，高低取应要分明。要求两穴后必有靠山。三是土星天财、凹脑板鞍穴，如图示。一般认为穴居中，但也有认为该葬两角穴的，宛如葬在螃蟹的两个眼上。《地理仙婆集》云：“土星角好角上扦，两角齐好就窝弦。”无论是奶乳穴，还是肩井穴、两角穴，均要求穴前朝应对称，后有靠山端正。
与明孝陵同靠钟山北高峰，居东面呈左右排列的中山陵，风水理论上并没有排除其结穴的可能。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龙脉正结的穴位是否成立？本身无龙脉，空对万重山；穴位不成立，枉有百水千山。任你九曲来朝，万山献秀，又有何用？
判断穴位是否成立，有一套完整的科学方法，也是前人实践经验的总结。用刘若谷的话说就是：“首识寻龙之法，次识结作之情，详究点穴之方，细观砂水之意。”
在堪舆实践中，相比较而言，寻龙稍为容易，点穴则十分艰难。点穴要先审自身，再看前朝；先察近处，再观远情；先有小明堂，再看外明堂。若小明堂不吉，外明堂再好也是枉然。风水界有句名言，叫做“三年寻龙，十年点穴”，说的是点穴功夫苦涩难学，极难掌握。
对于寻龙点穴，前人把它总结为“地理五诀”，即：龙、穴、砂、水、向，又称为“觅龙、察砂、观水、点穴”。对于龙、穴、砂、水、向，实践中也有不同的理解和运用。在形势派风水师眼里，“向”，实在不能与前四项并列。他们认为，既有一定之山，必有一定之向。形势派祖师杨筠松，就有“杨公杖法”（一种不使用罗盘，直接用竹杖确定朝向的方法，尤其适合在野外无准备的情况下随机使用）、板凳定向的传奇故事。
有香港风水师认为，中山陵结作有“漏胎”之象，言之过重。但中山陵明堂倾泻，却是显而易见的。
见多识广、眼界开阔的孙中山，选择身后葬地时为什么会有风景与风水之误？显然，一生致力于革命事业的孙中山，无暇进行风水专业理论的学习和实践，尚未了解风水必备的要素，悟透风水的真谛，分清风景与风水之间的区别，更不懂得寻龙点穴，这是最直接的原因。从更深一层原因分析，孙中山之所以误把风景当作风水，或许可以从孙中山母亲及先辈墓地的选址中，得到某些启示。